最近，加拿大税务局向一名华裔富豪开出了77万加币的天价罚单，此人拥有温哥华的顶级豪宅，并拥有数辆豪车，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然而他的纳税记录却激怒了加拿大人。
加拿大媒体将此消息曝光后，经中文媒体转译，当事人的信息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媒体猜测其中文名为赵明飞，出生于中国大陆，是一名标准的富豪。
可是媒体的报道显然有误，此人的中文名并非赵明飞而是赵明非，一字之差将事主的身份完全掩盖，赵明非是标准的红二代，还曾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
被加拿大通缉的华人富豪原来是赵明非 – 标准的红二代，邓小平的外甥女婿, 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
要说邓家人选婿真是有一套，前有安邦保险前董事长吴小晖，其曾坐拥天价财富，仅安邦保险就聚集了1.5万亿人民币的保险理财金；赵明非也不简单，虽不及吴小晖那样有钱，但这位绝对也是不差钱的主。
在揭露赵明非的身世之前，先说说他怎么摊上的官司。2014年，赵明非花了1100万加元购入温哥华顶级豪宅，该建筑被认为是温哥华有史以来最宏伟的住宅，目前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当初，该房产成交后惊呆了众人，谁也想不到买下如此奢华豪宅的人是一名中国人，他游走在中国的政商圈中，数十年间攫取了天量财富。
该建筑是酒业大亨阿尔伯特·图尔克于1918年建造，并以其女儿的名字命名（The Rosemary）。在建造时，它是温哥华有史以来最大、最宏伟的住宅。该豪宅拥有12间卧室和12个浴室，总占地面积达14000平方英尺，赵明非购入该豪宅后仅仅修复就花费了超过3年时间。
赵明非于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受了英剧《唐顿庄园》的启发，故而想将The Rosemary打造成加拿大的唐顿庄园，他曾对媒体坦诚自己拥有超过10亿家园的财富，于是乎加拿大媒体解析他内心有成为新贵族的想法，更是称其为新伯爵。
2014年，赵向加拿大政府申报的收入是9424元，与此同时他却花了1100万买下了豪宅。2015年，赵继续报税，从其收入来看妥妥的加拿大底层，38000元的收入享受优厚的退税政策，言外之意赵明非一边住着加拿大的豪宅，一边薅加拿大的“羊毛”。
赵明非2014年9月移民加拿大，按加拿大法律赵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税款，可是赵的眼中只有挣钱的份哪有交钱的份，他的恶意逃税换来的是2000页的调查记录与77万的罚款。
与国外买豪宅接受采访的高调不同，赵明非在大陆属于隐性的富豪，90代初他接受锻炼从北京到东北，短短时间就坐到绥芬河市的市长，后来又升任哈尔滨市副市长，主管外贸。
当初流行倒爷，赵明非也小试牛刀，结果觉得不过瘾直接一头扎进商海，当倒爷的日子简直太滋润，左手拿政府批文，右手按着紧俏物资，靠着中俄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
从赵的发迹史能看到，几乎什么赚钱他总能第一时间扎进去喝到第一口汤。可以肯定如果赵没有红二代的身份夹持，与邓小平家族的裙带关系，他很难赚到数十亿财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
赵明非，男，1978年至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学习，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邓小平的外甥女婿。曾任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
中文名
赵明非
国籍
中国
性别
男
学历
本科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从政经历
从北京下派到边境口岸锻炼，出任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副市长，1990年（36岁）任绥芬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至1993年。
主要事迹
1991年国家最早提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名单的时候，黑龙江省本来仅有黑河一个，但赵明非知情后，主动向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争取，抢到了“边境开放城市”指标。这标志着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能在绥芬河落地，其中包括项目的引进权、税务减免、信贷开放，还能拿到国家的建设资金，以及进行机构改革实验。
任职期间，赵明非倡导并辟建了“中苏互市大集”，还鼓励支持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欠欠”（该词是由英语“change（交换）”派生出来的非俄非汉的“杂交品种”——即“交换”之意，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一些中苏口岸风靡一时），而且亲自“练摊儿”，拿一些富余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到早市上与苏联人“欠欠”[1] 。
1992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2] 。
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3] 。一方面精简宣传部和其它政府机关文职，一方面向国税局和工商局等经济实务部门倾斜[4] [5] 。在任三年期间，全市财政收入的同比增幅分别是41.2%、64.9%和21.2%。
赵明非后来辞职下海经商。还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出资聘请30位俄罗斯、乌克兰演员，在俄、乌两国实景拍摄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50首前苏联歌曲精粹，以《从前是这样》[6] 标题出版发行唱片[7] 。
赵明非被绥芬河当地人看作第二个改变绥芬河的决定性人物。在他离任后，绥芬河人回忆起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