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早期加入过红军的台湾人蔡孝乾，在加入国民党后，撰写了《台湾人的长征记录──江西苏区_红军西窜回忆》一书，回忆了当年中共高层在苏区的共妻生活。
书中回忆，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自由婚姻关系，当年苏区的妇女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编印了中央档案馆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档汇集》，里面亦提到，根据中共当时的统计：在湖北省红安县、黄麻县、黄陂县、光山县等地的中共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
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提到，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后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亦农的妻子等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组成过家庭。
历史学者陈宪辉着《 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31章亦提到，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离婚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结合；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另据《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鸿召所着《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指出，权力跟性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不过眼 ，撰文抨击延安的乱象。据说，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些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
解放军未必解放到老百姓，但实行了性解放，倒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