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中共间谍王立强叛逃澳洲之后，首先揭露了他的老板向心夫妇都是中共高级间谍，因此向心夫妇很快在台被扣留，这不仅吓坏了中共，也震惊了世界。

我想不只是香港、台湾、澳洲三地的中共特工们为之提心吊胆，被安置到世界各地的中共特务都会特别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浏览这些信息？是好奇还是恐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中共特工内幕被曝光后，一周来持续发酵，无论国内还是台湾、澳洲等地都频频爆料相关信息，让人目不暇接，真惊叹中共背地里搞阴谋破坏的能力非同一般。

中共特工们不仅关注海外网站，看看王立强又爆了什么料，涉及不涉及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再看向心夫妇是否被攻破，牵扯没牵扯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等等。除此之外还得关注国内网站，看看中共对王立强出逃和向心夫妇被台湾当局扣留调查有什么论调。

王立强刚刚爆料中共特工与他相关的内幕，很快就遭到中共以“诈骗犯”抹黑，假如说是因为王立强背叛了中共而遭报复，那么中共对忠心耿耿的向心夫妇的舆论造势又如何理解呢？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国际版《环球时报》转发旗下自媒体“耿直哥”的报导，以大篇幅描述了向心所掌控的“中国创新”、“中国趋势”曾经涉及多起民事纠纷和集资诈骗案件。

《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文章称，向心旗下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但其股票价值极低；向心曾经控股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的国太控股2016年卷入非法集资诈骗案；向心的中国科技教育基金会借慈善活动为名宣传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等等。

看了中共报导这样的消息，特工们是啥心情？假如向心夫妇看到了他们会怎样想？我想他们一定会把他知道的所有上下级关系及他执行的所有任务都和盘托出，他们会恨自己瞎了眼为这样的主子卖命。

看来无论哪一级特工，无论什么情况，一旦暴露中共马上冠以恶名与其切割、抛弃，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这不是正常人能接受得了的。

王立强被中共当局抹黑他自己早有心理准备，而向心夫妇被抹黑特工们想到了吗？这样看来，将来你们自己一旦暴露不同样遭遇这样的下场吗？

中共一向坏事做绝，卸磨杀驴。它根本不拿特工当人看，当然还不仅是特工，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因为它是毁灭全人类来的，所以他不会尊重任何人。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中共是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相背离的独裁统治，它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者。在国内它扼杀人性，打压善良，放纵自私欲望，无道德底线的坑人害人、贪污腐败；在国际社会高科技领域靠偷、抢、骗获取情报来维系邪恶统治，它知道让特工们干的都是不敢公开的坏事、恶事，一旦败露，它不敢承认，必然会把被其利用的人当作垃圾抛出，唯恐甩之不急，撇不清关系。

王立强曾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随着家庭的建立和小孩的出生，我强烈感受到（中共）带给我更大恐惧，那将是对孩子对妻子对整个大家庭的威胁。我2018年12月26日来到澳洲看望孩子和妻子，通过在澳洲的几个月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让我更加对中共从事破坏世界民主与和平的相关行径感到耻辱，所以我决定彻底与中共决裂，选择维护人类民主自由。”

王立强发自肺腑的话，应该让同行们更加感同身受，都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再看看中共目前的狼狈相，连习近平的幕僚都说：我们已走投无路。你们还跟它卖什么命？

中共正在被世界抛弃，所有中共恐怖组织的成员，都应该自我解脱出来，不再助纣为虐，脱离中共，不成为罪恶的一份子。随着你们的脱离，中共就在解体，这才是为中华同胞和世界人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荣耀、福分自在其中。

共产党人口口声声不信神，但是他们哪一个都逃不出阎罗王的手掌心，自己做的恶到头来都得自己还，到时候才知道被中共害惨了不就晚了吗？想一想自己的出路吧！根据自己的情况怎样逃生？怎样将功赎罪？找一条平安的路。

震惊！毛泽东批示16字方针 地下党间谍特工难逃悲惨命运

1949年，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毛泽东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1949年下半年，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地下党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了十六个字（图源：浙江图书馆）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编者按：经傅国涌后来查证，这位老先生为穆广仁，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