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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王实味被贺龙下令扔到枯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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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王实味的人,一定也知道野百合花的故事。王实味是《野百合花》的作者,因《野百合花》里面的几篇杂文,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所以,一提到野百合花,总会想到王实味。他的悲剧人生,令象征纯洁、质朴、草根的野百合花,染上了点滴血色。多年以来,因王实味,野百合花似乎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上面的话语来自《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他由一个“圣洁的女殉道者”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为中共卖命的人),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

生平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06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熏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秋考入官办河南留欧留美预科学校。192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尤其是英语极佳)考取邮务生职务,随即派驻驻马店处理挂号信函,服务洋人邮政经理,薪酬30银元。

192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即以邮差和经理为角写出书信体小说《休息》。后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1926年1月,在三一八惨案(即刘和珍等学生在天安门抗议,遭段祺瑞政府军警击毙)后,北大舆论极其同情学运。鲁迅离开北大往上海避难,而王实味经介绍加入中共,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王实味次年因追求中共党员李芬遭到拒绝,并被支部书记段纯训斥。因此王负气脱队,离开北京大学南下谋生,也由此脱离了中共,先后经人介绍担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小职员、山东泰安中学语文教师。

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与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学刘莹结婚,这一年又加入鲁迅创办的左联,并翻译了列宁的遗嘱等。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

1936年夏,王实味回河南老家,任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 1937年10月,他在郑州与妻子儿女告别,只身经西安到达中共所在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任第七队队长,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书籍。

不过,这一回就他就没那么幸运了。造成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是因为错上了贼船!就如错入黑社会一样。

原来中共才是现在这些传销组织的祖宗啊,想脱离就直接把你做了,完全就是不法之徒的做法。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人的心理摸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得讲究一下门面和手法,接下来的一幕一幕就像一个个紧箍咒一样,王实味被捆绑死了。

延安整风运动“挂帅”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内流行的思想作风问题,拉开了此后“整风运动”的序幕。在此前后,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识青年也利用杂文等文学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萧军、艾青等著名作家为首“暴露黑暗”的文艺思潮。

1942年的延安整风(图片:《人民画报》 - 《人民画报》1962年7月)

1942年的延安整风(图片:《人民画报》 – 《人民画报》1962年7月)

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收入其选集时改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要“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正式发动了“整风运动”。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王实味也由此响应,3月相继在丁玲、萧军、艾青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杂志上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 3月26日,他还创办了壁报《矢与的》,发表《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评,产生很大影响,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在夜里提着马灯去中央研究院看壁报。

王实味在这些文章中,怀念十四年前被国民党处死的在北大初恋不果的中共女党员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转达了有些青年人对其上级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议:

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

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

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类主张“暴露黑暗”尤其反对特权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响,回应支持者甚众,但部分高级将领贺龙、王震等对此不满却更受中共高层注意,以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1942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就许多人抨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后总结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此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剧升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文学”、“杂文时代”等文艺思潮和观点,并断言这些都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不但裁决了“歌颂光明和刻画黑暗”的两派之争,而且由此确立了将思想观点流派之争归结为政治立场、敌我路线之争的批判清算斗争方式。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并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王实味拒绝认错,因此遭致从上到下的围攻批判,并且转为被追究十几年前曾与托派中两位前北大党员朋友王文元、陈其昌交往过两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延安的中共理论界、文艺界负责人李维汉、范文澜、周扬等相继出面引导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领军人物也纷纷检讨认错并反戈一击,而萧军等极少人则因曾为王实味陈情及拒绝随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肃。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扬等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会决议开除王实味会籍。 1945年,毛泽东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说:“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不听话的都被整死或者出走远离

不像王明、张国焘有条件出走远离。王实味,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其实,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中央研究院领导)等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对外说做糊火柴盒工作。

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王实味被中共中央社会部转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在山西兴县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该看守所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转移前经向中共中央社会部请示,获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将王实味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党庆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王实味被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当夜砍杀碎尸后埋入一眼枯井,时年四十一岁,成为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中共高层在当时显然以文字狱杀人为耻,毛泽东听说后也曾大怒,后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提及撇清,由此将处死王实味一事长期秘而不宣。

直到1978年,与王实味别离四十一年的妻子刘莹才从广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为反革命托派分子处决。作为历史见证人,她断定那是政治诬陷,于次年开始为其申诉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改正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1998年12月,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实味文存》。

写王实味——贺龙下令杀的/ 戴晴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

     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

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

王实味野百合花之死

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

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多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头,要只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作为外语极好的高级知识分子,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抗战期间到了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因为写了一组《野百合花》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批评了一些在延安他看不惯的现象,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成了整风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后来,康生看到王实味和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便把他们定成“反党五人集团”,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中央机关人员撤离途中,王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决。当时处死王实味的晋绥地区归贺龙管辖,所以有人认定是贺龙下的命令。

但王实味到底是谁下令杀害的,一直是个谜。

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到底是康生李克农杀的,还是贺龙杀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这一事实至今尚未澄清。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老战友、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交谈时,记不清怎么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刘继光说,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外调时,无意中发现那里存有康生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因为他不是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细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负责199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条目的编审工作。其中贺龙的条目是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执笔写的。有一天,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在我办公室交谈时,他说,王实味都说是康生批准处死的,但是有人又说是贺龙批准的,因为当时是在晋绥军区的地盘内,而贺龙是军区司令员,他想查清这件事。我马上想起刘继光给我谈的情况,建议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并经临汾行署公安处同意复印下来。回京后,他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在复印件上注明:“1988.8.22上午,贺龙传记组刘雁声同志送来”。

这三份文件,一份是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布礼

陈养山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审讯与处理经过(网络图片)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的李维民)

北大才子王实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花

知道王实味的人,一定也知道野百合花的故事。王实味是《野百合花》的作者,因《野百合花》里面的几篇杂文,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所以,一提到野百合花,总会想到王实味。他的悲剧人生,令象征纯洁、质朴、草根的野百合花,染上了点滴血色。多年以来,因王实味,野百合花似乎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今年是王实味遇难70周年。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冤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是延安整风运动被拿来祭刀的第一人,他是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牺牲品。

王实味1906年4月生于河南潢川,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家境清贫。他幼年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后因经济困难,只读了两年。1926年1月他加入了中共。1930年和北大同学刘莹结婚,生有一双儿女。

才华横溢

1926年,王实味在北大上学时,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

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投奔延安

1937年,31岁的王实味经范文澜介绍投奔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个性耿直,看不惯顶头上司陈伯达媚上压下的嘴脸,导致和领导关系紧张。但三年间,他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有一两百万字。他的很多译作直到中共窃国后还在再版。当然,那些译作上早已没有他的署名了。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不再翻译外文著作,开始写文章。

发表《野百合花》

1942年3月,王实味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五千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他在《谷雨》刊物上了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同月,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贴了几篇针砭延安时弊的文章。

他的文章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毛泽东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毛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野百合花》里,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景象。

短文里表达了他朴素的人性观念,这些应该与他的家教、北大学府的教育及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造诣有关。

他追随马克思主义,但不真懂,他把他们理想化了。他经常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骨子里,他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善良的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其实未必。

他的真话,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他的勇敢,在鼓舞大家也畅所欲言。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对陈伯达这样的领导发起批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面。各学校、机关纷纷效仿,办起内部刊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地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丁玲任主编的《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他们作出深刻检查。

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毛的批评意见,他置之不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了。

被选定作靶子

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担心刚开始的整风运动变调失控。于是,毛改变了原先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将反党的“自由化思潮”打压下去。

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上。

4月3日,中宣部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四三决定”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整风不久就转入了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

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对王实味的批斗。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95%,很快变为他的对立面。他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做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5月,中宣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邀请的百余人名单中,当然没有王实味。大家都心知肚明:王实味倒楣了!他是反面标竿,众矢之的的靶子。整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立刻就变成打人的棍子,也就变成延安整风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问题而被斗争的知识分子。

座谈会结束后,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发动更加猛烈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王实味藉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后来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接受批斗。现在的王实味,真正领教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人性是多么残忍,他真的灰心了,所以后来放弃了抵抗。

开除党籍 被捕坐牢

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是,他太天真了,党组织绝不会给他这种自由,而是要将他开除出党。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他捏造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10月23日,罪名上报并由毛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2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的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一段时间后,一贯拒绝认错的王实味,突然胡乱承认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审讯他的人说,王实味脑子出问题了!

他的消息传出来后,中共为了“辟谣”,放王实味出来见外面的记者。记者问他说:“你最近做什么事情呢?”王实味非常谦虚地说:“我在糊火柴盒子。”记者说,“我在他眼里面、眼神当中看见了无数的恐惧,看见了巨大的恐惧。”这就是后来的王实味。

惨死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已被囚禁了四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看守所被飞机炸毁。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驻在临县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接到报告后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晚,一个手提砍刀的年轻干部走进一孔小窑洞,拖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处,手起刀落,殷红的鲜血喷洒到干硬的黄土地上,染红了野百合花……死者是王实味。他被砍杀后,扔进一口枯井。

7月1日是中共建党日。嗜血成性的中共,偏选在那天杀害王实味。当年为整风运动拿他祭刀,摧毁扼杀了他的全部心智。这还不够,最后用他的生命为党庆做了祭品。王实味19岁入党,31岁到延安,41岁被中共杀害。

后记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中共建政后,她四处寻找丈夫。得知人已经被处决,她确信王实味是被冤枉死的。多年来她和儿女不断向中央写申诉信,多次到北京上访。1962年李克农临终前向刘莹承认,“王实味案”是纠缠他多年的一块心病。当年也落井下石的李维汉,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的建议。直到1991年春,公安部来人通知85岁的刘莹:王实味平反了。

生命已逝,平反有何用?在“延安整风”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被整死了。中共整人,恐怖到把人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地步,不少人跪下来磕头求饶都难免一死。王实味这样的悲剧,后来一直在不断上演,至今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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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证据

    在当时的延安,对于王实味案件只有一个人表示了反对,那就是萧军。他曾因反对对王实味的不公正处理而拒吃公粮。

    丁玲、艾青都及时划清了与王实味的界限,向中央作了深刻的检查,并积极参加了对王实味的揭露与批判。丁玲称王实味是“破坏革命的流氓,”艾青骂王实味“文章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称为人。”凭借这种诚恳的认错态度与对王实味的批判,同时,也凭借他们与中央领导人的良好个人关系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丁玲、艾青最终没有被追究。

    王实味本来有很多次机会挽救自己,只要他象丁玲、艾青他们一样作个检查,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固执也好,坚守真理也好,反正最终是不屈的性格将王实味推上了死路。

    当然,王实味后来有一次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是在1943年底,即他被关押了半年多以后,由王震批准,丁玲领着他参加一个中外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该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毛泽东在知道王实味被处死后极为震怒(装模作样罢了),他向贺龙怒吼道:“还我一个王实味”。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杀王实味,一是王实味罪不致死,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说王实味是国民党的探子、特务是没有证据的,是说不过去的”;二是毛泽东本来就只是想借批评王实味、艾青、丁玲等人,以防止延安的局势失控;三是毛泽东曾向中外记者表示过对王实味只是进行批评教育,绝不会加害之。可惜后来王实味犯了以王震、贺龙为代表的革命干部的众怒,尤其是整人专家康生的插手使案件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控制力。

    虽然贵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多次说过王实味无罪,但直到1991年中央才给王实味正式平反,当王实味的夫人刘莹接过公安部的同志送来的1万元慰问金时,她泪流满面,但对于慰问金,她坚决拒收,最后将之捐出。

  2. 证据还要更翔实才行

    我觉得戴晴的分析是可信的。一个区保卫干部要枪毙一个大人物不和这个区的领导报告是不可能的。

    康生和李克农肯定之前也同意过,但是要不要枪毙是没有证据的。

    毛泽东曾向贺龙大喊过:“还我王实味!”。“贺龙杀的是坏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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