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媒体忽然集体刊登一篇43年前的旧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月4日至7日，中共官媒又陆续刊文，高调宣传此文作者胡福明和文章出炉的过程。然而，所有报导只字未提当年该文审阅定稿、得以刊发的关键人物胡耀邦的名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1日刊登在中共党媒《光明日报》头版，之后在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称，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为中共之后的统治路线充当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当时，以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华国锋为首的一方坚持实行“两个凡是”理论；另一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欲推动改革，于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来突破意识防线。最后，华国锋失势，邓小平一方得势。
目前正是89“六四”事件32周年之际，中共官媒这一不寻常举动引起广泛关注。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中共此前宣扬毛泽东理论、出现了文革复辟的迹象，官媒此举或许是中共党内的一些自由派或反对派正在反扑，说明中共党内出现空前分裂。
中共官媒集体登旧文 只字未提胡耀邦
近期，中共大小官媒集体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旧文。早在4月8日，陕西省安康市政府网站就转载了中共官媒人民网对此文的一篇简短报导。
4月22日，中共官媒中新网发布了一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的专访文章，谈胡福明眼中这几十年来中共的“变与不变”。
5月11日，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网站（央广网）发了一张43年前《光明日报》所登此文的头版页面照片，并在报导中介绍了当年43岁的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以及他当时与编辑之间的通信和文章出炉的过程。
同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管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和央广网相同的文章，文中还插入了胡福明的相片、他在1978年与《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的合影、他的文章修改稿照片以及邓小平在198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题词照。
6月4日，官媒新华网也发表对胡福明的专访文章。此文之后在6月5日被《云南日报》、在6月5日和6月7日分别被央视网的两个不同频道转载。
6月5日，中共央视“新闻联播”也以“胡福明：实践出真知”为题对他进行报导。
然而，中共官媒在所有发布的这些文章或报导中只字未提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而胡耀邦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审阅定稿、得以刊发的关键人物；他的逝世则是引发89“六四”事件的导火索。
旧文时代背景：否定毛思想和反文革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延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结束。当时，全中国人心思变、百废待兴，中共则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困境。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十年浩劫和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对于中国将向何处去，人们希望找个答案。
当时，由华国锋担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邓小平）”；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理论。
1977年2月7日，代表当时政治气候的中共“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刊登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中共官媒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称，按照“两个凡是”，“文革”就不能被否定，因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和指挥的；而且，提倡“两个凡是”的有些人是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决策权。文章称“这就是其时社会处于严重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
“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并多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这封信经中共中央转发后，对在中共党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也让邓小平的复出成为定局。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中共党史材料，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提出了两个编写要求，其中之一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共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对此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
同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时，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杨西光在审阅文章大样时决定进一步修改后发表。文章经杨西光、胡福明等5人反复修改后，再经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修改，并于4月27日定稿，由吴江送胡耀邦审阅。
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中共党报同时转载，全中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此文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夺权 华国锋被赶下台
1977年7月16日至24日，在中共召开的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职务被恢复。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时，中共的掌权者仍是华国锋，“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挑战，但仍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
重新回到中共最高层后，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再次掌了权。”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在这次会议上被彻底否定，中共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此会议实际上也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还把曾经围在华国锋身边的“凡是派”高官迅速一个接一个拿下。比如，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共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健、陈永贵、吴桂贤等全部撤职。华很快就成了光杆司令。
在1980年8、9月间召开的中共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在半年前的1980年11月，中共政治局曾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华国锋的问题，对华进行批判，华被迫作检讨、认错并提出辞职请求。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中央委员职务。
中共在深重危机下左转 王沪宁是始作俑者
近两年来，深陷严重危机的中共日益向左转，出现向文革回归的趋向。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友群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南海再次面临惊涛骇浪》中表示，在国际上，中共面临着三个巨大压力：一是对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溯源、追责和索赔；第二个压力是种族灭绝指控；第三个压力是“战狼外交”大失败。
而中共内部的压力也已濒临界点。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师仪早前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中国GDP成长趋缓，供应链被切断，高科技产业遭到美国围堵，经济受到抑制，导致中共内部维稳这一块也快要无以为继。尤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临是否能度过2022年的二十大、平稳迎接下一任期等难题，种种内部问题已让中共内部反习派蠢蠢欲动。
王友群也在文章中表示，中共的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集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变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变成国进民退；解放思想变成思想僵化；言论有限自由，变成全面禁止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对外开放变成外资、外企撤离及与美国打贸易战等；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等。
王友群说，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被称为中共“三朝帝师”的王沪宁是江泽民、曾庆红赏识、提拔、重用的笔杆子。
2012年11月，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后，王非常低调，极力迎合习之喜好，帮习包装所谓“习思想”，获习信任。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习思想”被写进中共党章，王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意识形态的总管。
之后，王沪宁利用掌管中共意识形态和宣传机器的权力，对习歌功颂德，一会儿“低级红”，一会儿“高级黑”，不停地给习挖坑。
为什么王沪宁会给习挖坑？王友群说，只因为王沪宁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江泽民、曾庆红。习上台前五年反腐打虎，打掉的中共党政军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大多是江、曾提拔重用的。从那时起，江、曾就跟习结下了解不开的怨仇。
2021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主导重新编写一部中共党史。
今年，大陆各地高调学习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在文革方面做了较大改动：文革内容不再独立成章，且修改了文革的起因和经过。另外，文革中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内容消失。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说：“所谓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的极左，很大程度上来自王沪宁的极左。事实上，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才是当今中共的大脑和极左思潮的源泉。”
中共的“左转”也难以得到社会共识。《当代中国评论》主编荣伟认为，即使习近平为树立个人权威而向“左转”，也难以实现。一方面，很难得到党内支持；另外，经历过文革的50后一代也是坚决反对回到文革的。
荣伟说：“他想‘左转’，党内就没有共识。最近温家宝发表了他那封信，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在党内就存在着一大批有识之士，是不认同他所谓的‘向左转’。50后也是经过文革的，这些人大批还活着，可以说是中国现在的中坚阶层，这些人是坚决不认同回到文革的。”
专家：中共内部出现空前分裂
大纪元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石山指出，此次中共官媒集体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说明中共的宣传口或党内比较靠自由派的那一批人现在正在反扑。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共的宣传吹捧毛泽东、出现了文革复辟的现象，向左转得非常厉害，这实际上是对此进行的反击。
石山说：“这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宣部的核心现在肯定是换人了，也就是说王沪宁估计已失势，这已经传了很长的时间，从这些迹象看的话，我估计这是真的。”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季达也向大纪元表示，此现象表明，中共的内部已空前分裂。
季达说，中共官媒在今年“六四”的时候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来，这对中国的政治动向来讲极度不寻常，它显然是对现在极左那一套的反对，是对当局的一种反对。
“这个言论提出来最起码是对现实不满，对中国现状极度不满。”季达说，“这种不满甚至在当局的新华社这种党媒上放出来，说明它党内的斗争已非常激烈，是中共内部的分裂已到白热化程度。”
胡耀邦去世引发“六四”事件
胡耀邦在中共党内以思想开明著称。1982年，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主导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进程。
1986年12月初，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反对共产党贪污腐败，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一个月内，学生运动扩及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高校，遍及大陆18个省市的28间高校，接近100万学生参与，震动全国。
参与这次抗议示威活动的学生和民众提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要求中共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
这场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令中共非常恐慌，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胡耀邦失误所造成的”。
1987年1月，邓小平等中共大佬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等罪名逼迫胡耀邦辞职下台。胡耀邦被迫下台后，由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代理中共总书记。
在1989年4月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心脏病突发，在一星期后的4月15日去世，终年74岁。
胡耀邦的猝死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迅速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震惊中外，史称“六四”大屠杀。
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的决定，同年6月被撤职，后被软禁在家十五年直至2005年1月17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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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聲 – 中國時局 (@SoundOfHope_SOH) June 9,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