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加拿大批评北京当局迫害新疆少数民族问题，中共官方连番攻击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遗骸事件。近日，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张贴嘲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漫画。有专家指出，这种外交手段是幼稚的战狼风格，起不到任何作用。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中共大外宣《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中区驻巴西里约热内卢领馆总领事李杨最近在社交媒体频频转发一幅漫画。在该漫画中，一名长得有些像特鲁多的西装男坐在一堆原住民骷髅头之上，背景是无数坟墓和盘旋在空中的秃鹫。空白之处是英文配文，中文意思是：我们抢你的地，杀你的人，埋你的孩子，让我们和解吧。

胡锡进在转发中嘲讽，特鲁多难道不怕原住民朝他脸上吐唾沫？李杨在转发中嘲讽，特鲁多值得拿出炫耀他的所谓和解吗？

分析认为，中共拿这幅漫画作文章，言外之意是加拿大历史上亏待过原住民，没资格对中共人权说三道四。

对加拿大和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加拿大历史维护会会长列国远认为，这种对特鲁多和加拿大进行污辱的方式非常恶劣，根本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加拿大花六年的时间，在全国访问了6500位证人，就近一个世纪前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的悲惨历史和贻害展开非常深入的调查，而且进行国民的教育。但中共政府是怎么样？他们依然大规模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北京还矢口否认。”

列国远说，一个是愿意为历史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是不愿省思、甚至反咬他人的政府，如何放在同一个水平上比较？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这种战狼风格非常幼稚，除了降低自己国格外，看不出有什么作用。他说，中共没有方法可以有效制裁加拿大，虽然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国，但仅占4%的比率。而且中国粮食不足，依然需要加拿大的谷类和肉品，显然中共只能透过社交媒体发发牢骚。

 

中共成立百年来杀死一亿中国公民? 计划生育杀死四亿中国孩童

 

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六四，中共篡政70年杀人数千万

当中共庆祝“十一”的焰火升起时，当中共军人蹬着皮靴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时，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当局打造的绚丽和威武背后，是由70多年来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和屈辱铺就的。且不说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至1949年建政前的“红色血腥”，仅其建政70年来，就完全可以用嗜血成性、滥杀无辜、杀人如麻一以贯之，实在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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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中共不仅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一方面，中共在国内、党内通过发动的各种运动，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另一方面，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国共内战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

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按比例杀人的“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建政初期，为了消灭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等，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1950年12月，刘少奇下达指示称：“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至少二百万地主死于改造运动

为了巩固政权，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2月24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毛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那么，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万到二百万。

而根据旅美当代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丧命

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一直吹嘘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支持朝鲜邪恶政权的侵略战争。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国军将打过“三八线”的中共军队打了回去。斯大林死后，内外交困的中共同意签署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会的授权下，发表了纪念文告，其中说道：“美军和我们的盟邦苦战数月，有攻有守，有得有失，但始终拒绝向敌人屈服。……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朝鲜退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大韩民国保住自由、民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各国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出兵对抗侵略，并获得成功，当然这还得感谢将近两百万美国人的英勇。”

而在支持这场侵略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中共军人战死、冻死、病死在朝鲜战场，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2010年10月2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在《十八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近七成牺牲时不到三十岁》中透露了中共“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包括病死）先后更正的三个数字：开始说是15.66万人，后来在多方质疑举证下改称是17.17万人，后又被迫承认有18.3万人。

另据近年曝光的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透露，入朝“志愿军”总减员达978,122人。如果这一数字准确，那么入朝的135万“志愿军”只有37.2万人返回。

而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显示，中共“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阵亡908,447人，失踪4,471人。

为了支持侵略者，近百万中共军人丧命朝鲜，他们中一部分是国民党投降中共的部队，而毛泽东将这些“心腹之患”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军队，清洗受到国民党影响的部队。毛和中共何时将人命当回事？

工商业改造运动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资本家。

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靠着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

肃反运动的后果

1955年至1957年中共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肇始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主要目的是肃清中共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根据毛划定的好人和坏人比例，各单位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

“肃反运动”结束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称：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中二百万知识分子消失

因恐惧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中国出现，1957年，中共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毛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法，诱使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在天真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批评中共后，毛露出了魔鬼的真面目。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文革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档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

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

资料还显示，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知识分子神秘消失。他们死在了哪里？
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至少四千万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而导致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根本原因是中共的体制问题。“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文革浩劫死二千万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浩劫。它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古迹，而且戕害了无数中国人。

美国汉学界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则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通过搜集中共公开出版县志中的死亡数字以及内部档案等，推断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中丧生者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在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共高官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换言之，中共承认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蹊跷的是，叶剑英的此次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但具体数字消失。

而据《邓小平文选》记载，邓小平1980年8月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口中的“天文数字”难道是在暗示死亡人数不只两千万？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顾准、李达、赵树理、田汉、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邓小平在1980年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这些事实和数字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六四”至少一万人被杀

1989年6月4日这一天，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屠杀“反腐败，要求民主”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但依据1996年3月初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些内部档案材料，可知，全国共有931死亡，22,000余人受伤。

而“六四”前夕担任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如果说死亡几千人已经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共的残暴，那么白宫披露出的档案则让人们更多的是恐惧：一个政府怎么能屠杀如此多手无寸铁的百姓？

另据2015年有媒体援引香港苹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称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报导指，上述机密档案现保存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档案馆，关于“六四”大部分相关文件由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北京撰写，部分来自时任驻港总领事安德逊（Donald M. Anderson）。

2017年，英国最新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

然而，中共的杀戮并没有终止。

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被害？

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掀起了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二十年走过，迫害依旧在持续。在这二十年中，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拷打，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由于中共的刻意掩盖，迄今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害还是个谜。

不过，根据海外明慧网的统计，迄今有4千多有名有姓的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那么没有披露的还有多少呢？

此外，遭到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基督徒、天主教徒等，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死于中共之手呢？
中共输出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中共巩固政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象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

其中，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还有印度以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还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35年血与泪 中共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中国孩童五亿人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生源于计划经济 中共以政策之名残害国人

 

“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但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郭在文中说，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中共的决策是党文化的产物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与国外民众自愿的政策不同，充满血腥与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陆的统计资料看，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状态下妇女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这个数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会进一步降低。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接受《纵览中国》杂志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生育权的角度，计划生育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解体党文化》中阐述说：“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实证明，中共当年提出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抛弃。在“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共又搞起了“改革开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减少的人口数量，但这一政策却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下被延续下来了。

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其邪恶的基因注定了它发起的运动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生灵被这所谓的“国策”所夭斩，有多少妇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难以统计。

而在人口少就能“提高国民素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弥天大谎下，相当多的中国人默认甚至赞同这一所谓的“计生政策”，误以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计生”有直接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主动的”受害者。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靠天吃饭，劳力多家庭就富裕兴旺，而且家族香火的延续靠的是男丁。然而一刀切的“一胎化”，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执行的相当彻底，靠的不是老百姓的所谓“觉悟”，而是高压暴力。

就是今天，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还可见到各种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让国亡。”“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

而这些标语绝非表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7年，北京某高校教授宋先生回江西农村探望族亲，村干部设宴款待，席间提到该村是“计划生育”模范村，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宋先生不明白村民为何如此听话，村书记自豪地说：“不管谁家生了孩子，当天一卡车民兵拿着枪，带着医生就到她家，把她家一围，进屋就做结扎。谁敢不听？！”

曾在纽约从事移民服务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接待了一个来自山东的中年男子。他的经历让张先生唏嘘。上世纪90年代初，这位男子的妻子怀了双胞胎，夫妇俩欣喜不已。然而孩子出生后，医生却说其中一个孩子是个死胎。但她的妻子当时明明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啼哭声。他多次找医院要真相，得到的答复都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们怎么都不相信，还是不停地问。一个当班护士看他们太可怜，就偷偷告诉他，为了保证一胎化，上面有要求，凡是生下双胞胎的，要处理掉一个。他的那个孩子在出生后即被放在水盆里憋死了，但不会有人承认这些。许多人相信，像这位男子的遭遇绝非个案。

2001年3月，陕西省汉中高龄孕妇张汉云即将临产，但因为其修炼法轮功，当地“610”办公室将其绑架到洗脑班。因发现她即将生产，就把张汉云拉到30公里外的职工医院。但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结果，胎儿被惨无人道地肢解后分块取出。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安平镇的孕妇龚起凤，已经怀孕7个月，和丈夫吴勇元租住在涟源市工农路一个出租房内。下午3时许吴勇元在家中洗澡时，安平镇计生办多人闯入他家，将其妻子绑架至医院，采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对其施行引产。

龚起凤的丈夫吴勇元哽咽着向大纪元记者诉说道：“后来医生就把这个小孩子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门外边。装在塑料袋内的小孩还在动，还有小小的呼吸，只是那个哭声不大，只有小小的声音，然后还在动弹，还在挣扎。”如此强烈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刺激最终让龚起凤发疯，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002年浙江董铁锋的妻子检查“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因无准生证，来了20多人冲进产房，将剪刀刺进婴儿后脑，刀上粘满了鲜血，婴儿脑浆迸出，惨绝人寰。

⋯⋯⋯⋯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盘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毛泽东周恩来出卖的国土面积：431万平方公里

1、缅甸：划走我国十八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江心破，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1956年中缅边界条约，做到了英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沿着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英军声称“抗日”而越界的占据线，把在清代属于云南省的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缅甸，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强。详细见：周恩来毛泽东出卖江心坡南坎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给缅甸还联合缅军攻击缅北华人武装，王毅公开下跪为周恩来背书

2、越南：部分西沙群岛，28个岛礁，老山。1965年，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我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越南称夜莺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这个岛屿，至今越南没有归还。北部湾是个圆形的，世界少有的辽阔的大海湾。白龙尾岛就是这个圆心，有了它，简直可以轻易控制整个北部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最近北部湾划界，白龙尾岛已经划到了越南海域内。1999年12月30日，《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

3、蒙古及周围：《中蒙友好协议》后蒙古独立，部分周边土地被俄国吞并。1945年8月14日，曰本宣布投降前一天，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王世杰声明在曰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投证实蒙古人民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因为这样的公投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屠刀下的公投，毫无公平可言，中国政府不予承认。

1945年8月，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苏联违约而终止，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50年2月14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1年10月，蒙古加入了联合国。1962年12月26日，中蒙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

2000年12月3日，外电报导说，蒙古国的大呼拉尔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以及蒙古与中国建立联邦国家。在二十一世纪，蒙古是否会与中国合并或组成联邦国家，完全取决于中蒙两国人民的意愿。从国际法上说，中国已无权要求收复外蒙的土地。

4、朝鲜：部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1962年，金日成以长白山是自己在曰本殖民时代打游击的地方，希望中国能尊重朝鲜人民感情，将长白山划给朝鲜。当时毛泽东反苏，在共产国际里很孤立，为争取朝鲜成为反苏盟友，居然同意把长白山的一角(有说是1/2，另个说法是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划给了朝鲜。这是1962年中朝边界协议的来源。详见：周恩来毛泽东卖国铁证：至今不敢公布的《中朝边界条约》

5、尼泊尔：部分喜马拉雅山，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中国勘察和测量道珠穆朗玛峰，比英国人早一百四十年，“珠穆朗玛”为藏语“女神第三”的音译。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代三名官员绘制西藏地图时，把珠穆朗玛峰载入铜版《皇舆全览图》。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编有古地名地图集，珠穆朗玛峰标在中国境内。据清代舆图，远在边界线之南的干城章嘉峰(藏语“五宝雪山”之意，海拔8585米，世界第三高峰)，也是中国的领土。

1961年10月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典礼后，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中尼边界条约》。条约第十一条规定，边界线在延着分水岭到兰巴山口后，再延山脊经卓奥友山、普莫里山(尼尔朗古)、珠穆朗玛峰(萨加·码塔)和洛子峰，到马卡鲁山，然后延山脊向东南转东而行，到波底山口，划定中尼边界线。

当时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解散了民选政府，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与信奉民主政体的印度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印度在印尼边界暗里支持反对派游击活动。1960年，马亨德拉的CIA在中尼边界开始训练藏民武装。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北京对这位毫无谈判实力的国王，送上重礼部分喜马拉雅山。

巴基斯坦和中国谈判边界时，援引中尼珠穆朗玛峰谈判先例，把喀喇昆仑山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中国让出二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七块，最大的超过二千平方公里。

1988年，由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主编、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任副主编《当代中国外交》，透露割让珠穆朗玛峰是毛泽东的亲自决断。1962年中尼谈判边界时，毛主席说，珠峰举世闻名，中国和尼泊尔单独拥有都不好，一家一半，让它成为边界之峰，友谊之峰。周恩来说到这件事，总要引用一遍毛泽东的话，周不愿承担这份责任。

6、印度：大家都知道中印之战的结局。由于麦克马洪线，印度大概占领中国1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7、巴基斯坦：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

8、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根据《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外兴地区”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即“乌东地区”40万平方公里;还有一块就是库页岛。这些领土虽然被俄国侵占，但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放弃索回权利。毛泽东曾说不要收回沙皇占领的土地，但并未实际签约。然而1991年5月16日，中方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动放弃上述三大块领土，签订《五.一六协定》《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谈判代表是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LeoKarakham)，中国的谈判代表是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王正廷主张先解决中苏两国间的“悬案”，然后承认苏联。卡拉汉则表示，在中国未承认苏联前，不能正式谈判。1924年3月16日，北京政府撤销了王正廷职务和“中俄交涉督办公署”，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卡拉汉交涉和会谈。1924年5月21日，双方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废除帝俄政府与第三国订立的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双方声明以后任何一方均不订立有损对方主权和利益的协定”。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俄中苏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的一个“平等条约”。《中苏解决县案大纲协定》签订后，曹锟在军阀混战中倒台，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后北伐战争爆发，中苏两国边界“悬案”实际上并未解决。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政府有三十八届内阁，中国局势不断变动，孙文不断革命，让中国土地大量丢失。

8、俄罗斯：1999年12月，J-Z-M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在《议定书》中，J-Z-M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划给了俄罗斯：

   （1）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地区”，有60多万平方公里；

   （2）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

   （3）唐努乌梁海地区，有17万平方公里；

   （4）库页岛，有7.64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四十多个台湾！此外，J-Z-M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罗斯，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该《议定书》彻底否定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换来的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

    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罗斯！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9、图瓦共和国：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外蒙古的一部份，于外蒙古独立之时，被苏联侵吞。地处外蒙古西北部、西伯利亚以南，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被前苏联侵吞之后个瓜分为三个部分：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属于阿尔泰共和国的部份，以及蒙古的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1916年12月28日，由于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1918年-1919年，沙俄被苏联共产黨推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派兵驱逐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余势力，重新将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但是，因为孙文的不断革命，中国再次丢失。

目前被外国占据的领土

10、曰本：马关条约”曰本强行割让我国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和台湾收回.但是钓鱼岛至今未归还。

11、菲律宾：占据9个我国岛礁。

12、印度尼西亚：占据2个我国岛屿。

13、马来西亚：占据9个我国岛礁。

14、文莱：占据1个我国岛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