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足以带来教训
9月6日，两则通报再度让“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备受关注。
6日晚，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称，经依法审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紧随其后，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通报称，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必须要以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作为前提。上述检察院的通报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这说明检察机关认为王某文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只是不构成犯罪，所以不予批准逮捕。而公安机关正是基于其“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才给予其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其实，检察机关对王某文不予批捕早有征兆。8月25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曾就此案发布通报称，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正在审查过程中。
一同被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一名被批捕，一名依旧在审查，反映出对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一案的处理，可能存在事情不清、证据不足之虞，或者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议。
回顾当初，“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中，受害人周某在阿里公司内部维权，以及周某发长文控诉，给人的观感是控诉其被上司王某文强奸、侵犯。
然而，据警方8月14日的通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到了8月25日，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予以批准逮捕，而对嫌疑人王某文未予批捕。
从刑法规定来讲，强奸与强制猥亵罪的确是两个相关联的罪名，二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发生狭义上的性关系。两罪都侵犯了被害人的性自由权，但强奸罪还进一步侵犯被害人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的自主权。
公安机关以强制猥亵罪立案，说明经过侦查后未发现王某文有强行与周某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但是发现了有猥亵周某的证据，比如亲吻、搂抱、抚摸等行为。
然而，尽管公安机关对此进行了官方通报，但嫌疑人王某文的妻子发文表示相信丈夫，并为丈夫维权，成为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插曲。
她认为丈夫王某文是被周某诬陷了，其理由是丈夫对她的描述，相关聊天记录截图，以及当时与王某文一起送周某回宾馆的陈某丽的证言。她以此为据，认为丈夫并没有侵犯周某，只不过是没有禁得住周某的诱惑，犯了错误。
但在法律上，王某文妻子的法律地位恐怕连证人都算不上，因为她并不在案发现场，她的所言最多也是从其丈夫等人那里听说来的，带有传闻证据的性质。而她掌握的一些信息，都不能称得上这起强制猥亵案的直接证据。
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需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比如，证人陈某丽的证言也仅表述了在出租车内王某文与周某有亲密行为，与王某文第二次进入周某房间所实施行为不具有关联性，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王某文是否实施了猥亵行为。
此外，王某文自己的陈述仅能作为言词证据之一，且其作为涉案嫌疑人，在这种事情发生后，在妻子面前力图证明自己清白的心理可能性更大。
从9月6号的两则通报来看，似乎王某文妻子相信王某文是正确的，实则有差异。
事实上，通报明确了王某文对周某实施了猥亵行为，只不过不构成强制猥亵罪，即王某文不会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15天的拘留已达治安拘留处罚的上限，这不仅表明有证据证明王某文对周某实施了猥亵行为，而且该猥亵行为并非十分轻微，否则不会予以这么重的处罚。之所以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可能是因为综合全案判断，王某文没有以明显的暴力胁迫手段实施猥亵行为，或者被害人尚未达到完全醉酒以至于不省人事的状态。具体缘由，通报未作说明也是正常的，因为这类案件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不宜公布详情。
到这里，本案足以带来教训，只要是一方处于醉酒，哪怕是一定程度的醉酒状态，就不该对其实施任何以性刺激或者性满足为目的的行为。决不能因对方没有明确拒绝而推定其同意。相反，在法律上，这种行为都会被视为一种侵犯，轻则违法，重则构成犯罪。
至于王某文妻子表示，“是否起诉周某，我要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此言所及的起诉可能包括民事诉讼（如维护王某文的名誉权），也可能包括刑事自诉（控告周某犯诬告陷害罪）。
鉴于王某文已被确认实施了针对周某的猥亵行为，公安机关也对其做出了处罚，其名誉受损不能归责于周某。即便被控告强奸，最终被认定为猥亵，这同样也难说是诬告陷害。一般说来，在控告人并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情形下，诬告陷害是难以成立的。
这起风波即将落下，除了当事者，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所启迪。人们之间的相处，哪怕是在同事熟人之间，必须注意把握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涉及性行为，更应该严守规则和红线。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