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但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领衔的最新研究揭示，非高危组新冠病毒Omicron（奥密克戎）患者重症率为零，有关报告近日在中共《疾控中心周报》发表。
这份报告本身的意义、出炉的内幕以及对中共防疫乃至政治、经济、民生的影响如何？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和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为大纪元做出解读。
中共疾控中心英文刊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HINA CDC WEEKLY）18日发表了上述研究报告，该项研究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和副院长马昕领衔的团队，以上海疫情中3万余名Omicron变异株感染者为样本，得出研究结果。
研究显示，今年3月22日至5月3日上海疫情爆发期间，在33,816名早期非重症Omicron感染者中，有22人进展为重症，总体重症率为0.065%，高危组重症率为0.238%，非高危组重症率为零。高危组定义为：年龄大于60岁，或各种长期病患者，或免疫功能缺陷。（备注，6月22日查看发现，报告英文原文链接已遭删除：报告英文原文链接）
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最早于2019年底从中国武汉爆发后快速在全球传播，并且不断变种，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主要为Omicron变异株。医学界普遍认为，Omicron病毒虽然容易传播，但整体而言症状较轻，导致住院重症或死亡的病例明显少于之前各种变异株。因此除中国外，世界各国陆续选择“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而张文宏是中国医界曾提议“与病毒共存”者。
“这份研究报告来得太晚了”
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6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张文宏团队的报告显示，最主要的风险因素还是年龄，大于60岁的。还有基础病，比如说是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肝病等等，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冠肺炎。大多数人如果事先没有症状、年龄也比较轻的，是不会发展成为重症的。
林晓旭说，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在发展成为重症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接种两剂的国产疫苗和打了三剂国产疫苗的，从报告的数据来看，病毒的扩散时间都是差不多6天，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说你打不打疫苗，跟你是否有比较长的病毒复制时间、病毒扩散的时间，以及发展成为重症的概率，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林晓旭认为，33,000多人，总共只有22个人发展成为重症，说明完全依赖所谓的核酸检测的结果，把大量的人群转移隔离等等，只会严重增加了医疗系统的负担，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没有必要的重创。
他认为研究报告相当于是整个上海主要的医学界人士，对Omicron感染的情况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明确地否定了当局的极端清零政策，但来得太晚。
“这份研究报告实际上来得太晚了。也反映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这些医学专家并没有正常的其它渠道来反映不同的想法，要等到这个报告出来，才有一个稍微系统地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
林晓旭说，从报告上所引用的文献来看，整个团队实际上知道当时（就是在3月份之前）国际上已经了解了Omicron是不容易发展成为肺炎的，肺部的感染变成重症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报告引用的文章也很明确。
“相信在3月初这份报告没做之前，整个团队就已经知道Omicron的基本特点了。报告只是重新证实了国际上对于Omicron变种的共识，但迟到几个月。在几个月里面，中国上海的老百姓无端地承受了没有必要的灾难。”林晓旭说。
报告为上海封城次生灾害逝者“讨个公道”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6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这个研究报告结论就是封城无必要，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额外死亡，如果不封城，很多人不至于死。
“譬如说上海每天有七千台手术，我不知道这个（封城）期间每天能做多少台，很多急症、危重症患者可能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就失去了。
“实际上，这个文章应该是张文宏他们为上海人讨个公道吧，但是，很多人已经去世了，这是比较悲哀的一件事。”
郑旭光批评中共当局基本上是科盲，最主要是政治挂帅，他们不会听专家意见，他们只会让专家帮他们来论证自己想要的。这是所有专家的尴尬处境。但张文宏还不一样。
“张文宏医生尽了他最大努力。尽管他也说动态清零是有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他所坚持的是所谓的智慧防疫、科学防疫。现在这个动态清零实际上是反科学的。中国CDC（疾控中心）的吴尊友、梁万年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最高当局有他自己的理解，这两位专家是昧良心在说话。但张文宏医生一直很顽强地坚持他的科学立场。”
分析：报告刊出折射防疫路线冲突 高层权争令官员无所适从
林晓旭说，这个研究报告能够在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上发表，说明中共疾控中心的一些专家实际上也认可他们所做的研究，也认为清零政策有很多不合理。疾控中心里面审批文章的人，也无法把这样的文章压下去。
他说复旦还有一些其他的专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谈的是中共现行防疫政策有什么样的优势等等，跟这一次上海医疗专家根据现实世界的数据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份报告更有说服力。另外那些文章更像是为政府的极端清零背书。
郑旭光分析清零防疫背后有中共权力斗争因素。他表示，习近平虽然反复强调动态清零，但之前他已经发现过度防疫的问题。
公开报导显示，在今年3月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习曾说，“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4月29日政治局会议则提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郑旭光说，在上海Omicron疫情起来之后，5月5日，习近平又重提动态清零不能动摇，不能质疑、不能反对、不能歪曲，还要跟这种言行做斗争，把它上纲上线到了一种政治斗争地步。但在上海封城之后，到5月25日，李克强为救经济开10万人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扭转。
郑旭光说，从那次大会之后，对动态清零已经开始适当进行调整了。“你看最近这几天北京地铁全线运行，包括数据，前天（20日）上海是2例（1例本土确诊、1例无症状），18日北京是1例（本土无症状），我不相信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就是发挥的基层的能动性，瞒报数据，或者说不检测，把这个数据压下来，这样就不会搞过度防疫了。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有这个作用。”
郑旭光认为，因为中央两个声音，一个是政治局的声音，一个是习核心的声音，它是矛盾的。官员无所适从。而且习近平在四川还喊动态清零不能动摇。围绕动态清零已经变成路线斗争，就是政治局多数和全党的核心意见不一致。但现在事情实际上是在向着政治局多数意见方向走，因为李克强实际上已经重新再抓经济。
“过去，他（李克强）的权一大半都被习近平夺了。现在他等于回到履行总理职责。实际上李克强还有一个职务，就是中共中央防疫小组的组长。如果从具体事务上来讲，不管是经济还是防疫，都是李克强可以说了算，所以习近平比较尴尬。”
他认为实际上中共中央的政策正在调整，尽管信号还比较混乱。
他举例说，因为李克强掌握国务院系统，他不允许用医保来支付全员核酸检测的费用。而且最近公布了一个省以下行政财政安排，实际上把2020年中旬防疫高峰期一个政策停止了。
郑旭光解释说，原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三保”，就是保基本民生、工资、运转费，运转费就是政府的运行费用。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事业单位的工资以及基本的民生是中央给兜底的。现在国务院发了一个新的文告，就是县一级的三保以县为主，省政府兜底，中央不兜底了，这实际上就是从政策上已经走出了疫情时期。
另外一点就是，地方债由省级单位负责。“如果说地方不抓经济，那你这个债务你省里自负，中央不会替你填窟窿。所以国务院用了各种办法，实际上把这个片面的、一刀切的这种过度防疫漏洞就给它堵了。”
郑旭光表示，这就造成地方官员一方面不听习近平的，可能会丢乌纱帽；另外一方面，不听李克强的，也可能会丢乌纱帽。“因为经济不好，不仅县级单位闹饥荒，还会给你闹社会不稳定。”
张文宏报告能阻极端清零？
郑旭光认为，目前大势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最后习近平实际上是向政治局多数妥协了，动态清零虽然还在提，但是，他也不再去否定李克强。
“现在各种声音也都是宣传4月29日政治局的那个意见，就是要兼顾防疫、发展经济，这是主流的意见。当然前边会加一句，在做好防疫的情况下。但是怎么做好呢？地方政府最后就用假造数据的办法。”
郑旭光认为，总的来说，张文宏这个报告，客观上达到了取消动态清零防疫过度的政策的效果。当然还有一些地方会动不动就神经紧张，又封控，但是重点城市全城封的局面，不大可能会出现了。
林晓旭则认为，张文宏的报告对于反对极端清零的卫健委官员，或者是政界的高官，有了一个挑战极端清零政策的依据。但是，能不能改变现有的政策也不能乐观。
“因为目前的防疫已经很明确的是一种政治运动，不是真正的防疫了。这份研究报告也来得比较晚，另外一般老百姓不见得真的了解这份研究报告有多大的分量，关键是中央的政策是怎么定的。政治人物会按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防疫，这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了，要改变清零政策恐怕是相当难的。”林晓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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