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隶副部级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了3年半，一句话大致可以概括其“功绩”——翻了四件大案。
这四案分别是：1、洗掉毛岸英“蛋炒饭”的墓志铭；2、为“上山下乡”翻案；3、重新称流氓组织义和团是正义之师；4、称“闭关锁国”是维护国家主权。
再进一步概括起来，也就是党国这些年叨念的四个关键字：红色基因、重新评价文革、反帝、主权。
很多知识份子，对此感到不满，说这个正部级院长高翔，率领旗下15个职能部门外加6个直属研究所，耗巨额经费只是为了拍马屁搞笑。
我觉得这些愤怒可以理解，但认为搞笑就是健忘的表现了。
首先，言论稍宽那几年，有声音敢骂毛岸英，其实也就是意味著毛家失势。而上山下乡这事，是习近平等老知青的常规心理按摩，以祭奠自己一无是处的青春。
至于义和团、太平天国，即便是在中学课本上，也一直被当英雄歌颂。即便是中间有几年略有降温，也从来没有直接洗去毛氏为这段历史亲自描画的妆容。更何况习近平眼下正因为台湾、香港危机和疫情锁国而备受诟病——院长高翔不敢不为今上洗地。
近年言论自由萎缩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敢骂毛岸英，更不敢调侃习近平，不敢提《皇帝的新衣》，但骂骂院长高翔还是可以的——骂他甚么节操全无、有辱斯文等等。
其实人家当官的，跟斯文从来就拉不上关系。并且，骂他的人本身也是窝囊，也只能在笔杆子身上找点补，你敢骂骂枪杆子正部级试试？
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缺乏节操。是的！至少在中共过去执政这73年里，知识份子的操守，都是一个极度稀缺的玩意儿。但是，换个角度而言，任何人弄到那个位置去，一样是把任何荒唐事干得老老实实，多给一点银子、名头，立马干出自豪感来。所以，我看到的更多是在党国的绞肉机下，知识份子无处不在的恐惧。
党国绞肉机下，知识份子在这73年来换了无数茬，结局却少有改变。
比如，说过“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涂抹的”哲学家冯友兰，坐得了蒋介石的短期监狱，也能一份书信让蒋介石落泪。
同样是这个人，想拍毛泽东的马屁，但被毛呛了一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好”。于是这位大学问家转身就写“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冯友兰身为学问大家，从推崇儒家道统，急转到高喊马克思主义，为毛写肉麻的颂诗，文革末期又贴上了江青，还混了个中央文革写作班子“梁效”顾问的头衔，为文革涂脂抹粉，最后也因此入狱。冯友兰的各种忸怩各种媚态，远非如今的高翔们能比。所以胡适曾评价他说：“天下蠢人无出其右者”。
但客观地说，冯友兰一生三陷囹圄，以匍匐在地的低贱以避祸，总算保住了性命，95岁而终。而那些一丝尊严尚存的同时期知识份子，甚至只是歌颂声音不那么大的，大多不是死于非命，就是饱受折磨，九死一生。
所以，胡适还有一句话说：“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当今历史研究院的大佬们处境也不过如此。所以，现在他们正在相互比谁更嗓门大而已。
但历史也一再提醒我们，它们不接受涂改和粉饰。无论是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是红色帝国苏联，越是登峰造极的历史涂抹，越是会催生了最悲惨和搞笑的结局，或灰飞烟灭、或一夜垮台。
至于那些“操盘手”则更需要记住，历史如姑娘，轻薄历史就是耍流氓。那些最卖力的化妆师，最后的结局基本都不如小流氓。如，葛培尔、如陈伯达。
而对于大多民间知识份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日渐紧迫的选择题。当党国的齿轮碾压到来时，我们是站著死？还是跪著生？这是个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