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少有人见过毛泽东本人或与邓小平共进晚餐。
但罗杰‧盖思德（Roger Garside）这两件事情都经历了，1968年，他拍摄了一张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当时很少有西方人能进入中国；1977年，他与中国未来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共进晚餐。
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独家采访时，盖思德，曾任前英国外交官和新出版的《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一书的作者，回顾了自己六十多年来对中国事件的关注，并预测中国的重大变化，包括潜在的政治变革和向民主的过渡。
他详细描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外交官在中国目睹的毫无意义的暴力，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都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尽管他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目睹了中国的情况以及此后的发展，盖思德说，他相信，正如他在新书中解释的那样——中共的一党专政（他称之为极权政权）很快就会终结。他指出，几十年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渴望政治和社会自由，以及政治变革的证据，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这些愿望。
从伊顿公学毕业后，18岁的盖思德应征入伍，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委任驻港英军廓尔喀旅（Brigade of Gurkhas）陆军军官，该部队主要由从尼泊尔山区招募的廓尔喀人组成。
盖思德告诉《大纪元时报》：“我通过军用望远镜第一次看到中国，那是在大跃进时期，隔着中港边界，夜晚，在下面的山谷里，大陆难民为逃离饥饿和死亡试图逃到自由的香港。”他指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灾难性时期，毛泽东在这段时期进行了激进的尝试，将中国社会重组为人民公社，通过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经济迅速提高中国的经济产出。
大跃进导致中国出现大范围饥荒，据估计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的死亡。
盖思德说，在香港当兵的一年半时间里，他钦佩和尊重那里的人民。
他说：“我看到了他们（香港人）的创业精神，看到了他们的家庭价值观⋯⋯他们是如何在一个小政府体制下蓬勃发展的。”
服完兵役后，他从剑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随后盖思德决定加入英国的外交部。
他说：“我对那些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又遥远的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回到香港后，他在那里完成了两年的普通话培训，从1968年到1970年，他被派往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期。
盖思德说：“当我68年5月抵达（中国）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各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基层存在着派系斗争。甚至在我们外交大院的杂货店工作的中国雇员也被迫出去，走上街头甚至在大院周围参加游行，人们愤怒地喊叫，谴责本周的任何批斗目标：有时是帝国主义，有时是苏联修正主义，有时是国内的什么目标。”
他描述了中共以忠于党的名义，煽动中国人民采取的一些令人不安的举动。
“我们读到了许多关于家庭内部暴力的可怕故事”，盖思德说，“红卫兵孩子们被鼓动、教唆、强迫，或出于任何原因，攻击他们的祖母，砸碎她们的佛像，甚至可能加入他们的同学，把祖母拖在小车后面游街，或者在公园用皮带殴打老人。我们都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盖思德认为，中国人民被中共煽动到狂热时，在很多场合，那些参与强制性游行的人都在伪装情绪，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性格。
“我看到这些人参加‘游行活动’⋯⋯我把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气愤、愤怒的表现，与我们家里的佣人的行为进行对比，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他们个人很善良、体贴、勤奋，他们有两张面孔，两种生活，两种性格。这让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必须要学会表演。从戏剧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们是最伟大的演员国家。
“他们的生命、自由，取决于他们能否表演，毫不迟疑地表演。他们从小学起就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
在完成了北京的第一次外交任命后，盖思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学硕士学位，帮助管理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对泰国的贷款项目。
他说：“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指的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腾飞，他表示，这些经济体是出口导向型的，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为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经常被统称为“亚洲四小龙”，盖思德在1976年至1979年第二次到北京担任外交官，他观察到中国以国有工业和集体化农业为特征的经济濒临崩溃，与“亚洲四小龙”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盖思德于1976年1月第二次到中国任外交官，就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周。他看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在忠于周恩来的实用主义者，和忠于病重的毛泽东的左派革命者之间进行不加掩饰的派系权力斗争，而毛泽东于当年9月去世。
1976年，盖思德与两个女儿在中国的合影。（罗杰‧盖思德提供）
1977年底，盖思德在帮助接待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期间，有机会与中国未来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并共进晚餐。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是邓小平使用痰盂，这是他众所周知的习惯。
“这些白色搪瓷痰盂，在他的扶手椅前放一个”，盖思德说。“我听说过他吐痰的习惯，所以我记下了他每次吐痰的情况，每当提到苏联时，他就会吐一口痰。”
1978年，邓小平登上了中共的权力顶峰，盖思德见证了从1978年底到1979年的短暂政治自由化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北京之春”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民主墙”，中国民众会在墙上公开发表谴责不公正的言论，呼吁民主，人们阅读、讨论和辩论。
邓小平最初支持“民主墙”，但在1979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镇压，此前他在一次讲话中对中共高层官员说，民主运动“过头了”。到1979年底，“北京之春”结束了。
尽管如此，昙花一现的“北京之春”给盖思德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民渴望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1979年1月离开北京后不久，盖思德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广受好评的《复活：毛泽东以后的中国》（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他的新书今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展望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政变》一书中，盖思德详细描述了他的设想：不久之后，在自由民主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向中共施压的帮助下，中国人民将实现向自由和民主的“伟大飞跃”。
盖思德说：“我们拥有巨大的经济资产，可以利用这些资产，与那些希望中国进行变革的人走到一起。通过富有想像力和大胆的方式使用这些资产，无论是长期累积还是更集中的短期方式⋯⋯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中国国内那些希望变革的人能够行动起来。”“这个科技极权的（中共）拥有强大的控制手段，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中国内部的任何运动都很难实现中国的解放。”
盖思德强调，中共现在是全球自由的主要威胁，他补充说，对于中共的真正本质，美国及其盟友正在经历“伟大的觉醒”。
“我们对来自中共的威胁醒悟得很晚，但还不算太晚。我们正在参与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一场争取自由的全球斗争”，盖思德说。“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比对抗苏联的斗争更复杂，因为中国现在与美国深度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我们不能只是防御⋯⋯必须更积极地寻求在中国的政权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