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阳过的，找住的（地方）也找不到，找工作也找不到。”曾在上海方舱做志愿者的刘强（化名）说，6月1日上海市宣布解封，他离开方舱后，无处可去，流浪街头至今已经一个月。
支援上海方舱确诊
据刘强6月29日告诉大纪元记者，他通过中介应聘，4月7日从广东到达上海虹桥车站后，8日被拉到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从事清扫等保洁工作，同时辅助医护人员。12日开始正式进入方舱工作。
但因为8日到11日的时候方舱还没有建好，他们暂时住在会展中心的一个楼里面，从三楼到五楼，每一层楼都住了几百名志愿者，因为大家打地铺睡在一起，很乱。然后，9日、10日还没有上班就开始有人阳性了，之后阳性越来越多，直到4月20日刘强也被感染。
他说，“我们有一个阳性群，这个群里面光阳性的就有两百至三百人。”但“因为当时方舱病人爆满，一天两万多例，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他们就在志愿者生活区用围栏专门划了一个区域作为隔离点。
“我当时四肢酸痛，就好像是干了一天体力活回来很累一样，加上喉咙痛、嗓子痛、咳嗽等，跟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但因为我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没有特别严重的，就靠自愈，几天后症状就消失转阴了。”
然后，5月1日，他的红码变回绿码，刚好方舱人员配置不够，他们又被派到方舱服务了十多天，直到5月14日病人开始降到了几千例，他们撤了出来，开始统一隔离。
其中“很多人被送到了崇明岛隔离，我们最后一批留下来的志愿者就在生活区隔离。从5月18日到5月28日，隔离完10天后，其他人又被拉到江苏、浙江去隔离、摘星，因上海的都有星号，但我们一直没去。”然后，6月1日，上海市宣布解封，方舱关舱，刘强等人被赶出方舱。
因曾确诊求职被拒 被迫流浪街头
出方舱后，“因为阳过，找住的也找不到，找工作也找不到。”刘强说，他通过手机兼职群找工作，处处碰壁，很多招工单位都明文规定“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甚至连酒店也不让住，即使核酸检测阴性。
因为无处可去，他从虹桥火车站到地下室，再到公共厕所环卫工人的休息室、工地都住过，还经常被保安等驱赶。
但回老家要报备，给老家打电话，老家让他先不要回去，甚至隔离十四天都不行，可能要隔离更长时间。
刘强说：“因为上海前段时间一直没摘星，从上海去哪你都是高危人群，各个省都像防小偷一样，到处都要查，很麻烦，而且隔离要自费。”因此，他连老家也没敢回。
直到29日上海摘星了，“今天下午国家工信部出的文件不再有星号。但是刚刚摘星就回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要求你隔离，还是会看你上海的行程。”所以他仍不敢回去。
申请工伤申报不了 维权还被警察数次严重警告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月28日发布的《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第二项第七条规定，“落实工伤保障待遇。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务及相关工作人员，开设绿色通道，快速认定工伤，落实各项待遇。”
刘强表示，“我们也是在一线，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比护士还危险，做的活更多、更累。并且，感染后3个月都无法找工作，生活没保障，就应该按照工伤对确诊新冠肺炎的志愿者进行补偿。”
“但我们去申报工伤时，却说我们是三保人员（方舱内的保安、保洁、后勤保障人员），是临时招来支援的人员，不是长期的合同，不符合标准，申报不了。”然后，找劳动仲裁，去法院都说不行。
他说：“太寒心了，冒着生命危险做志愿者，却被歧视，找不到住宿，甚至三个月都找不到工作，要一点误工补偿，也合情合理，因为没工作就意味着要睡大街，吃不上饭，何况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家人、父母要抚养。”但却投诉无门，在网上维权，还被警察几次严重警告，并做了笔录。
据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5月27日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市防控办要求，出院、出舱人员居家健康监测后3个月内，不纳入社区筛查。如需出入公共场所，可自行前往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凭《解除隔离医学证明》，进行“单人单管检测”。
因为刘强没有被隔离医院收治，无法按照正常程序拿到解除隔离的证明。为此，“28日，我们去信访办，信访办让我们找公司，公司说处理不了，29日我们又来到区信访办，跟他们周旋了一天，也没有解决。现在公司又说等通知，定了一个时间再和我们聊聊。”他说：“等这个事情解决，我就离开上海。”
在上海方舱做志愿者，却因曾阳性求职被拒，流浪街头的事情在网上引发热议。一些网友表示，“这才是新冠真正的后遗症吧。”“严苛的政策制造恐惧，恐惧制造歧视。”“社会主义优越性吧。”“ 生病的比犯罪分子还不如。”“ 阳了也不可怕，关键是看你在哪国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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