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将《谈话》下发全国各党政单位，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此件亦被称“陈云遗言”，从中可看出中共指导思想的许多硬伤，细细辨析，信息多多。
本文只评析其中明显僵化保守之处，剖析中国所受“赤疮”。众所周知，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陈云托病不朝，十年没说话，毛泽东斥为“老右”，因为陈云反对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按说，陈云相对务实，思想相对解放，不至于太保守。可偏偏在邓小平时代，陈云成为党内高层保守派头子，极大掣肘“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战略部署。而陈云所执持的武器，正是他十年不说话期间反对的“社会主义”。质言之，陈云反对的只是毛泽东的极左，他所追求的仍是正宗的“左”——马列主义。
姓资姓社
陈云对江泽民、李鹏说：
我们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不少同志淡薄了、遗忘了，有的人从行为上已经背离了、背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基本概念不能搞糊涂。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是行不通的，还要碰壁的。就是西方工业国也不是一个模式。在一些部门、地方碰了壁，搞了一团糟，还不清醒，还自以为是“敢想敢闯”。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央要及时纠正、发出通报。[1]
陈云对万里、薄一波说：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有制基础不能动摇削弱，而且要在建设发展中增强。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是正确的。中央要控制掌握经济、财政大权。一些权下放了，有问题的，要收回，果断地收。
显然，陈云还在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还不承认共产主义公有制失败，不承认全球共产党国家发生过的巨大赤难，不承认马列主义已为实践惨烈论谬。1990年代，中共党内甚嚣一时的“姓社姓资”之争，源头即在于对改革开放方向的定性。陈云代表党内原教旨派要求“不忘初心”，执意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故才有对江李这段“谆谆教导”。
“主义”治国
陈云对彭真说：
我们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等方面是脱节了。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大的错误和教训。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如果我们在今后若干年内对这些方面的教育不抓好，不摆正位置，我们的建设事业、国家持久稳定都会受到严重挫折，整个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都有夭折的危险。
这段话清晰暴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伤根源——以“主义”治国、以“理想”治国。他们寄望用红色教育改变国人的价值标准，似乎只要抓了红色教育，就能改变本私人性，变“利益优先”的自然序列为“主义第一”、“集体第一”。
可见，中国共运从一开始就被领歪，成了唐吉诃德式愚蠢的“与风车作战”。红色教旨并非尊重人性，并非以人民之是为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而是以红色“主义”为标准，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人民全心全意为“主义”服务。
从历史理性的价值顺序上，当代文明政治当然民众选票第一，因为选票表示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政治人物只能顺应民众的利益诉求，怎么可以用自己的“主义”去强行规范民众？这不是标准的价值倒置么？
重要信息
中国大陆媒体一律赤化，报喜不报忧，只能一边倒地“歌德”，习近平时代尤甚。全国亿万民众只能从小道消息探知一些真相。《陈云遗言》不经意间起了有意味的“拾遗补缺”。
陈云对宋平、薄一波说：
近几年来，农村动乱、请愿事件不少，这是不稳定的情况。解放快46年了，我们还不能做到让人民都吃饱穿暖，我们共产党是有责任的。
陈云还向江泽民、宋平着重交代：
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以保证政令畅通……损害中央领导权威的，都要受到批评；影响大的，必须从组织上解决，不要姑息。
陈云清晰透露六四开枪的“最后下决心者”：——
对于策划推翻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暴乱，对于由外界敌对势力作后台唆使、支持的反革命动乱，今后如发生，必须果断、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镇压暴乱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我们老同志还是完全一致支持小平同志的决定。
1990年代前期农村的动荡、中南海政令有所失通、邓小平对“六四”的责任，一斑窥豹，一叶知秋矣。“六四”之功，中共高层无争无夺，一直无人领受。1995年，总政收缴《戒严一日》，不愿为历史留下“自供”铁证。到底是不光彩的活儿，谁都往后缩。这段陈云遗言，则为历史清晰留证。
结语
从价值误导上，“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还真挟共产以飞仙，抱马列而长终，以得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为荣。尽管亲历毛时代恐怖、大饥荒、文革被“打倒”，他们仍终身奉持赤说，尊为绝对权威，终始不渝遵从。
赤潮祸华，彻底搅乱意识形态，尽拆历史理性，吾华深受赤伤，还在延绵不绝。这不，习近平还在“不忘初心”、还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全然不知其配以“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朝纳粹主义狂奔。
2019-9-30 Princeton
【注释】
[1]黎自京：〈中共文件：陈云遗言〉（上），《争鸣》（香港）1995年7月号，页18～20。
[2]黎自京：〈中共文件：陈云遗言〉（下），《争鸣》（香港）1995年8月号，页22～23。
[3]钟楼：〈总政治部收缴《戒严一日》，《争鸣》（香港）1995年12月号，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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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六四”是有预谋的，这个预谋者是邓小平。是有领导的，这个镇压的领导者是邓小平。是有计划，长时期的计划，这个计划者是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者是邓小平；可能杨尚昆是他的助手。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他是这个重大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计划者，实施者，最高统帅。
陈云当时是中顾委主任，第一副主任是薄一波，六四以后要重新登记党员，当时有四个老共产党党员，薄一波说对中顾委对他们意见很大，不准他们重新登记，要开除党籍。这四个人就是：李昌，李锐，于光远，杜润生。薄一波不能做决定，去请示陈云。陈云说；“到此为止，算了吧。今天处分他们，难道明天还要平反吗？”由此可见，陈云当时是被动的，当然，陈云最后的表态是支持的。陈云最后表态是在已经镇压以后，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个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那他就承认邓小平是“头子”，后来改成“为首”。陈云过去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但是在六四已经镇压学生以后，如果党内再有不同意见，那么整个共产党就得瓦解。所以陈云这个时候说，没办法了，只能承认邓是“头子”。
第二天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又去向邓小平汇报，把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过激言论加以渲染，把学潮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给邓很大刺激。赵紫阳说，邓小平很在意学生对他的看法，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赵紫阳听说学潮中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李鹏还有意地将邓小平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赵紫阳说，邓对李鹏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大范围公开很不满意，在决定戒严后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邓小平的子女对李鹏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赵紫阳发表安抚学运的五四讲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特别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要他加上一段邓小平爱护青年的讲话。
赵紫阳说，他访问朝鲜，李鹏从来没有向他谈过这些看法，他一走就搞了这么多动作，他不知道是否有预谋。赵紫阳认为四月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这一汇报是整个学运无法解决的关键。
学生怕秋后算账，二十七日北京学生十万人游行，要求收回“四二六”社论，但邓小平的讲话是圣旨，收不回去。虽然赵紫阳五月三日在亚银年会发表的纪念五四讲话，肯定学生是爱国的，学运要通过民主和法制来解决，缓和了学生情绪，但中共保守派执意激化矛盾，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竟然敢指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是赵个人意见(赵紫阳指何东讲话有背景)。赵说李鹏和北京市委两面挑拨，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和学生对话一次闹一次，另一方面则即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边送。学生闹得越厉害，他们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大。赵紫阳说“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方面都不买我的账。”邓决定动武的决心加大，对赵紫阳要求温和处理的意见已听不进去。
赵紫阳多次在高层会议提出要更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但李鹏和姚依林都强调“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定的调不能改。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透露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秘密决议，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掌舵。杨继绳说，很多人感到赵把此话公开，表示他与邓
赵紫阳说，胡耀邦下台后，他当代总书记，发现中国政治老人太多，总书记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仆二主”角色。
他说，陈云要他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因为可以直接找赵紫阳。赵紫阳于是对陈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你和邓商量好了再开。”
杨继绳说，在胡耀邦时代，中共名义上的最高决策班子政治局常委会甚至连会都不开，因为任何决策由邓找胡赵说了算。
赵紫阳告诉杨继绳，“两个老人的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已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赵紫阳透露说，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学潮前，中共政治老人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不过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该年过年，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说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劝退下来，邓决定于十三大退出常委，辞中顾委主任，这个交给胡耀邦做，而胡下届就不要当总书记了。但胡耀邦很天真，真的以为这是为了干部年轻化，没有理解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深意。后来学潮发生，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批评了中共保守派，老人们要胡下台的决定提前执行，而和平过渡则变为强迫胡耀邦辞职。
胡耀邦下台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委任一个“六人小组”，牵头人是另一位政治老人薄一波，直接对邓小平负责，并征求陈云意见。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包括总书记由谁担任，全由六人商议后征求老人意见。当时邓小平提了田纪云和万里进政治局常委会，陈云等老人们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中的姚依林说，“万里，如果国家一旦有事，他就带头起哄。”六人小组向邓汇报后，邓于是作罢。后来姚依林又说田纪云有甚么甚么问题，结果又把田拉了下来。邓随后与赵紫阳交换意见，安排万里当人大委员长，六人小组不同意。邓找万里谈话，批评万里“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向这些人挨家挨户访问作自我批评才获通过。
赵紫阳指出，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邓陈两人意见一致就能决定下来。他说，“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优秀政治家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是这些顽固老人赋予的，一旦他们的政见与老人们不合，权力就会被收回，自己毫无办法。六四后很多人都在提一个假想问题：如果赵紫阳能像俄国叶利钦挺身而出，公开抗命，形势会否逆转?此书没有提到，但本刊九七年六月号一位接近赵的人士报导，赵下台后对此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
在位的老人发动政变，非法废黜在位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下台同样是八个老人在邓家开会决定，此八人为邓小平、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后中共政治局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有十七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顾委老人参加。)
胡赵倒台，中国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型之路被迫中断，这是胡赵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究其责任，上述老人都是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