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章的结论是，传统“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观点是过时的、站不住脚的，是“特定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中国历史研究院“闭国锁国有利论”，全网炸锅
恰恰相反，该政策起到过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敌对势力干涉、反文化渗透的积极作用。
文章原文称，“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查了下这篇文章刊登于今年6月底，当时并未翻起多大浪花，但8月24日，历史研究院将全文发到了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考虑到当下的局势，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过美化、赞扬、合理化“闭关锁国”政策，打造理论和历史经纬支撑。
不过，将写进历史教科书多年的“闭关锁国论”翻案，美化成正面的“自主限关”，势必需要坚实有力的史实支撑。但将此文通篇读完，基本没有发现任何新颖、有说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历史学家认为”“某学者指出”这样的“论据”。
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见的谬误是“诉诸权威”或者“诉诸专家”，即以某个专家的言论去判断事物，而不是依据事实本身。全文拉出了不少学者专家为观点背书，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逻辑还是事实，都无法佐证文章的论点。
除了“诉诸专家”外，此文常见的一种手段是将已有史实进行扭曲、利用，或者“争夺词语解释权”，比如称中国原本并无“闭关锁国”一词，该词是一个外来嫁接词，本身就含有人为和主观色彩，是西方的“中伤”，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
将不好的解释为好的，或者将不好的解释为“被误解”“被施加”的。可谓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这里简举几例进行批驳：
引言中称，“学术界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被迫实施全面关闭国门的政策”。
首先，学术界主流观点是闭关是满清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而非“被迫”。其次，“被迫”论从何而来？西方国家恰恰想要的是开口岸通商，一个毫无来由的“被迫”，却表现闭关是出于无奈的为国之举。
第一段称，“王宏斌通过细致考证，提出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第四段进一步称，“事实上，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未禁止西方各国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那么，“细致考证”了什么，“事实”是什么，一字未提。
1757年，乾隆明确下诏，“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即便对广州口岸，清廷也设立了严格苛刻的管制条令。
《防范夷商规条》等条例规定，洋商只能住在划定的十三行区，由清兵严密把守，不得自由出入，且冬天需搬离，洋人不得随意和中国人交流，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学习汉语，不得踢球，洋商还需要向各级官员送礼行贿，才被允许上岸。
对这些限制措施，此文解释为，“在经济上限制对外贸易区域，以便有效管辖”，“为了防范外国商船及商人的不法行为”，干脆别让外国人来了多好。
第四段称，“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地闭关锁国”，这样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海禁目的是为了保护百姓不受侵扰，那为什么还要像防贼一样防范本国人民？
该文称，“‘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但无论是“闭关”还是“限关”，其目的究竟是维护国家安全，还是维护爱新觉罗一家的统治，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出来。
实际上，清廷“防汉甚于防夷”，清廷千方百计阻止国人与西方交流，就是害怕西方的思想、宗教、科技文化传到国内，会开拓国人的眼界，产生自由思想，滋生反抗情绪。
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虽然有80万常备军，为世界规模之最，而英军连同海军不过2万人。但清朝的军队，大部分用来防范、监视、威慑本国百姓，使得清廷根本不敢抽调大量兵力迎战英军。
兵力不足的清廷只能临时招募乡勇作战，但临时拼凑的乡勇如何和装备先进的英军作战？更讽刺的是，对这些乡勇，道光皇帝更为恐慌，今天你用武器赶跑了英国侵略者，明天你就有可能用武器赶跑作威作福的满人统治者，因此，只要英军退去，道光第一道命令就是裁撤乡勇。
“国不知有民，乃民不知有国”，清朝闭关锁国，维护的只是爱新觉罗和满人权贵的利益。这种结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愿意维护清廷，一个听上去颇为荒诞的真实例子是，英军进犯江浙时，有地方乡绅组织武装自卫队，目的却并不是反抗英军，而是防范清军路过时抢劫。
清廷非但给不了他们安全、权利和尊严，反而带来的是无穷的盘剥和压榨。这样的清廷，失败是怎么闭关锁国都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