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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过苏联狗的条件反映实验控制中国人

23日,中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其中列举中联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党校、中央政研室、教育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共央视等是如何“深入开展学习”的。

一些专家学者对于共产党的这类政治运动曾经做出深刻分析。

例如前澳大利亚政府中国政策专家加诺特(John Garnaut)曾经撰文指出,

共产党从未在“说服”而是在“控制”上投入了全部注意力。通过创造一个彻底封闭的系统,控制全部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从现实上、社会上和思想上“打破”个人的独立性,它们发现它们可以控制人类的心智,就像巴普洛夫几年前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发现了狗的条件反射一样。”

加诺特说的绝非是简单的形容,而且可怕的事实。1921年一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

而作家蔡咏梅在2006年《开放杂志》撰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中共一次次的运动,让无数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她说,“接踵而来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整人运动不断,还有密如蛛网的群众监督,使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连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也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那一边。我母亲有一个朋友在毛泽东时代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中,他怕听“份子”两个字,每天一到黄昏心里就发慌。文革后披露的数据显示,那些为红朝高唱赞歌、地位显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内心也深藏恐惧”。

蔡咏梅指出,“有不少知识分子自以为他们是真心拥护热爱共产党,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转化而来的,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主宰自己生死的强大恐怖力量,将内心的恐惧下意识地转化成效忠臣服乃至爱戴,是人为生存的自我心理调适,它能使人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检视我自己在毛泽东统治下度过的青少年岁月,实际自己也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非常深切的亲身感受”。

《解体党文化》书中同样指出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书中说,“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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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灾难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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