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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讲真话就是对党不忠!

《环球时报》一篇揭露武汉医院疫情爆发内幕的调查报导遭到删除。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突破中共宣传部门的管控,讲真话多一系列报道的最新一篇。

陈云遗训
陈云遗训

在中国官方媒体里,仍有一些想说真话、做真实新闻的记者们。在新闻审查对高压下,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

人在武汉的中国党媒记者Henry Jiang采写完一篇报导,关于志愿者如何在小区服务。“正能量、温馨、中国小人物的故事”,他心里想着,这应该符合编辑的需求。

他说,稿最后“被毙了”。

“领导的意思是……不让宣传民间的力量。怎么说呢? 就是稿子也不知道怎么写。”

Henry Jiang担心自己的安全,以英文名受访。

中国官媒基层记者:  可不可以别让我演戏?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言论管控的大刀砍下,连官方媒体的基层记者也感到无所适从。

《环球时报》的特派武汉记者樊巍3月16日发出一篇调查报导《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樊巍透过采访一线医生,揭露了此次疫情上报遭隐匿、李文亮医生遭威胁开除、医疗人员不被允许穿防护服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种种事实。

文稿刊出不久后,也遭到删除。

二月底,向来被视为中共中宣部掌控舆情主旋律的另外两家官媒《新华社》和《光明日报》,不约而同地刊发了“鼓励讲真话”的文章,不久后,也遭到删除。

“我们在一线,现在疫情素材很多,到处都是故事素材能写,照事实写…….也不行。”Henry Jiang说,这类抱怨即使在党营媒体内也不断滋长。他自嘲,有能力的人离职,没有能力的人就继续配合党机器“当演员”。

另一位在中国国有媒体工作的记者CindyYu也用同样的自嘲方式形容自己的采访工作 “像是导演一样”。她的领导直接要求她交出受访者“夸赞中国”的影片。她有次私下向领导抱怨,“有政治任务我了解,但可不可以不要让我演戏?”

监督型报导  被视为对党不忠

中国的党营媒体并非一直是如此光景。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央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节目,仍做出一些经典调查报导。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本台表示,“过去,为民喉舌、为民监督,与党媒的身分并不矛盾。”

不过,在2016年习近平造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三家国家级官方媒体,明确命令官方媒体”必须姓党”后,官方媒体的处境出现变化。

方可成说, “当政治忠诚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监督报导被视为一个不忠诚的体现……比如你去报导一些灾难事件时,你对这个事件的追责、反思,能够到什么程度?你是只能去追责到一个基层官员?还是到第一个主政的地方官员?还是能追责、反思背后的体系?”

失去完全独立性、调查性的中国官方媒体,成为公权力机构的直接传声筒。

中国媒体人的纠结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堂上,前南方周末记者、助理教授方可成播放着《佐拉与老虎庙》的纪录片。影片记述着中国最早的两位公民记者的周曙光和张世和,如何揭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不为人知的腐化、污染、土地掠夺和贫困加剧的故事。

80后、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的方可成说,他能观察到台下这群即将或可能进入中国新闻界的00后的焦虑与纠结。

”比起我读书的时候,防火墙没那么高,社会上还是有活跃的公民社会、NGO,当时学生想参与公共事件、跟这些人交流是有管道的。但现在可能这种无力、顾虑的感觉,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方可成说,这些新闻人们还要面临来自同学、或在网上被举报的压力。

方可成所创立的微信公号“新闻实验室”一直是中国媒体人及学生们的重要阅读指南。2020年2月29日晚上,这个号遭到永久封禁。

方可成说,他还是会继续书写,也继续鼓励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

“我不是担心大家太过冒进,反而是担心大家太过小心。"

他观察,中国媒体人现在是一个过度谨慎的状态。而越少人愿意说真话,这个社会就越加危险。

Posted in 丧事当喜事办, 荒唐世界, 谎言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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