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提供了不少统计数据。- 希望反驳的人能拿证据说话。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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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了，现在人们比以前富有了，强调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早就会比现在富有，而且更会享受到民主和自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就说过，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看看同样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那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早就富有，更有了民主选举，人民不再是政治奴隶。更不要说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 家和原苏联，都是历史的证据。
从中共掌权至今，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发起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 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 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 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 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 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 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 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 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只是这五个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 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 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 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 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更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 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 4,040万至4,319万之间。”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 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2010年，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发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英文专著，提出中国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是4,500万（是目前 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冯克的数字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曹树基（根据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推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的基础上推算出的。冯 克在中国调查时发现，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死亡数字都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还首次提出具体 比例：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曹长青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 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 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 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 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 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 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 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 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 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 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 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 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 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 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 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 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10年，超过1,000名法轮功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三千多（有名有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仅2007年，家庭教会遭当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国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