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身兼中共党内十多个功能不一的中央级小组、委员会领导人职务，被称“全面主席”。

外媒曾分析认为习其实是迫不得已。但外界发现，一度被官媒高调报导的这些机构近年来却多数转趋低调渐无音讯，港媒指这种”地下化”似与外部形势不佳、内容不宜公开有关。

9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翻查官方纪录，中央财经委自1月3日召开过第六次会议外，并无召开第七次会议的报导，显然，第七次会议未对外公开报导，其议题当然也不为外界所知。

港媒《明报》在观察这一细节时指出，近年，愈来愈多的中央级专门委员会转入“地下”，隐身幕后，会议不再公开报导。

习近平据信是中共自毛泽东以来，身兼职务最多的领导人。自2012年掌权以来，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头衔，当局新设或强化了很多中央级领导小组，由习本人兼任组长，而这些小组的会议内容，官媒都高调报道，故一度有“小组治国”的说法。

目前由习近平挂帅的中央级专门委员会至少有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国安委）、中央深改委、中央财经委、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事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依法治国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安委）、中央审计工作委员会（中央审计委）、中央军民融会发展委员会（军民融合委），除了中央国安委的首脑称主席，其他委员会首脑均称主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当时刊发一篇分析习近平的文章，直接称习近平为“全面主席”。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习挂帅的这些小组大多改成了委员会，仍维持定期开会的惯例，但已显低调。观察发现，现在仅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深改委）、中央财经委等少数中央级专门委员会的定期会议，还会公开对外报导。

不过，即使在十九大之前，这些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也秘密召开，比如中央财经委在十九大前的前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该小组会议首次曝光是2014年6月的第六次会议，而官方新华社后来的回顾报导才透露，该小组的首次会议是2013年4月召开，前5次小组会议都未作公开。

更多的中央级专门委员会，都是只在第一次会议对外作了公开报导。其中中央外事委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之后就再无消息。

也有一些这些小组开会的信息，从地方官媒间接披露，比如中央国安委于2018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之后就再无开会的消息，但去年2月28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暨省委国安委首次会议，却提及“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国安委第二次会议精神”；今年4月23日，吉林省委国安委开会提到习近平“在国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明报》认为，这些委员会会议的“地下化”，或与外部环境变化有关，一些敏感的会议内容不便公开，连带这些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变化亦讳莫如深，如国安委十九大前办公室主任是政治局委员兼中办主任栗战书，蔡奇在2016年任北京市长前任常务副主任。现在，常务副主任已换成国安部长陈文清，而中办主任丁薛祥却从未用过国安办主任的头衔。

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上台后先是藉反腐固权，到十九大“习思想”入党章，以及2018年两会上成功修宪，被视为“定于一尊”，但随着中美贸易战和中共战狼外交持续受挫。尤其进入2020年，中共政权陷入内外交困的危局中。

中共隐瞒病毒疫情、强推港版国安法，以及在新疆人权等诸多问题上，加上经济下行，国内民怨激发，中共党内反习声音高涨，权斗暗涌不断，甚至直接提出要习下台，令习正面临难以摆平的困境。

不少观察家都说，中共政权当下四面楚歌，内斗也越演越烈。

然而外界对习近平一上台就搞出的这一被戏称为“小组治国”的模式，至今看法仍有分歧。中央社报导说，先前分析多认为，习近平此举是借由绕过党内既有机制而集中权力。即使近来转趋低调，但仍不影响习近平集权。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曾对外媒分析说，“他（习）主要是不得已。”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班子不得力，有几个常委都靠不住。“他自己不做，就会乱套。”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所著《习近平之谋，共产党之死》一书后记中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全部表象的背后，党内权斗才是重点，其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外界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