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评论文章：英国资深外交官和银行家Roger Garside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来到中国，对中国有着独到的观察分析。他在刚刚出版的《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一书中，描绘了中共改革派李克强、汪洋等联合军方发动政变，把习近平赶下台并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前景。他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的《中国的政权变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急迫的》一文中写道，实现中国从独裁到民主的有序过渡，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极限。这需要所有参与者拿出罕见的技巧和勇气，他对此充满乐观。这些说法，在“理中客”居多数的西方学界、政界可谓是离经叛道，自然引发了很多争论。
中国的政治格局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三十年来，西方观察家和政治家似乎把中共一党制当作了分析中国政治的不可变更的前提，失去了对中国民主化的学术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美国在一些国家推动政权变更的效果并不好，有时候适得其反、深陷泥潭，这也使美国和西方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彻底放弃了直接推动专制国家政权变更的念头。但如此做法，果真不可挑战吗？
中共的血债
表面上异常强大的中国，实际上面临着政治、经济、环境、社会、道德信仰等多重危机，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决这些综合危机。但是，中共几乎不会主动向宪政民主过渡，只会一扛到底。一个关键因素是 “血债”。自1949年中共建立极权制度以来，中共犯下了极其残酷和巨大的反人类罪行。不完整的例子包括：镇反（1950-1953）、土地改革（1947-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反右运动（1957-1959）、大跃进（1958-1960）、文革（1966-1976）、严打（1983年）、天安门屠杀（1989年）、迫害法轮功（1999年起）、一胎化政策（1979-2015年），以及在西藏的血腥暴行和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数以亿计的汉人、藏人、维吾尔人等各族民众，至今仍在遭受户口制度、酷刑、冤案、腐败、强拆、宗教迫害、任意关押等种种痛苦。
198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了一些愤怒和痛苦，但 “血债”是中共无法消除、也不敢忘记的。可以说，中共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比德国第三帝国以来的所有其他独裁政权更大。在我看来，这是民主变革的巨大障碍。即使中国的精英和异议人士倾向于接受南非式的 “真相与和解 ”的做法，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也不会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零八宪章》有一条 “转型正义”，强调真相、责任与和解。而即使中国人民克制 “报复和清算”的强烈情绪（这是可能性不大的），中共领导人也很难相信人民会放弃清算。党国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犯下的罪行就越多，人民遭受的痛苦就越多，中共也就越难相信他们会得到人民的原谅。民主意味着结束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中共极为害怕下台后遭到报复。这又使得中共的高层决策者，实际上是几十个特权家族，抗拒任何民主转型。
在此背景下，值得回味的是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一句名言：中共政权愿意 “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无独有偶，习近平对苏联解体评论到，“竟无一人是男儿！” 在 “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经过30年的猖獗腐败，中共官员比邓小平时代更有理由担心历史的 “血债 ”和人民的敌意。
很多人在对中共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并没有把中共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在大多数场合，我认为两者是冲突的。说中共的决策是以中国或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这是幼稚的说法。任何爬到高层的中共官员，为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而发动政变的意愿几乎为零。改革派也绝非一身清白，他们很容易被对手抓到贪污腐败、参与人权迫害的把柄。习近平把大权集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中共为了应对危机的一个集体选择。不是习近平颠覆了共产党的旧体制，而是共产党需要习近平来扭转被颠覆的命运。
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说，“政治形势跟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慈继伟在《论中国民主》一书中认为，“随着社会状况平等的显著推进”，包括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中国已经很难 “维持一个完全垂直的、没有人民真正同意的政治结构”，因此中国“已经走在民主的边缘”。但这种判断太过乐观。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传播与中共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力量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甚至在政治和法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中国仍然存在着深刻和广泛的不平等。户口制度就是众多例子之一，它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农民工沦为 “二等公民”。黎安友的研究表明，中国的 “中产阶级”会要求自由民主的说法越来越令人怀疑。而社会自由化和法律制度的进步，也有个明显的政治红线。中共绝不会容忍任何对其根本政治制度的挑战。2000年代初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维权运动是在市场化、互联网、半市场化媒体以及依法治国的新话语体系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将维权运动视为对政权安全的威胁，维权运动几乎被消灭殆尽。
高科技极权主义
毋庸讳言，习近平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但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基本政治安排仍然没有改变，包括中共对军队、司法和传统媒体的绝对垄断，以及对意识形态、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控制能力，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国进而发展出一种精致的“高科技极权主义”，中共利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使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更加彻底。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社交媒体、大数据、监控镜头、电子商务和现代电信，使中共比以前更容易把人们置于监控之下， 互联网已经被中共用作审查、宣传和洗脑的有效工具。人脸识别、声纹识别、DNA采集等，使得监控体系比传统的极权制度更细密和高效。
如果中共加强其“高科技极权主义”，那将是替代民主中国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至少这个独裁政权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将使国内的抗争变得极为困难。在一个高级版的“1984”下，任何集体抵抗——从信息、通讯到组织和动员——都变得越来越难。糟糕的是，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和洗脑将更加有效。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我所说的 “后坦克综合症 ”中。愤怒和恐惧变成了沉默，沉默变成了冷漠，冷漠变成了犬儒主义。洗脑、扭曲的市场经济和腐败的政治，在中国营造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氛围，灌输了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恐惧和绝望的氛围中，在欲望和权力的诱惑下，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拜和支持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人们对普世价值和道德越来越冷漠，人们忘记、疏远、嘲讽自由斗士和良心犯。最可怕的专制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觉得没有必要反抗，甚至让你自愿去维护的专制。一党长期执政的后果，不仅是对自由和人权的压制，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道德和社会的堕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越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越是不具备顺利启动民主化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政权变更
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好坏。美国推行“政权更迭”政策出现了不少负面的、有争议的例子，因此西方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政策。1989年以后，西方广泛地认为，只要世界鼓励和允许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就会更尊重自由，走向法治和开放社会，自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正如曼恩（James Mann）2007年的一本书名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是一种 “中国迷思 ”（China Fantasy）。西方以牺牲人权和民主为代价的商业机会主义，促成了专制中国的崛起。面对一个专制政权，不坚持原则的“接触政策”是绥靖政策的别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而且在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也相互依赖。六四屠杀后，西方国家采取的“天安门制裁”中的绝大部分很快被取消；而西方企业垂涎中国的巨大市场，置人权民主于不顾。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件事上，西方的绥靖和机会主义可能比推动“政权更迭”带来的问题更大。
国际舞台上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许多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对国际自由秩序的直接威胁，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进行迅速和深刻的调整。中国和西方的蜜月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重温旧梦。这对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国政变》这本书的背景，正是这样的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但西方政府是否有意愿、有勇气推动中国的政权变更？现在还很难看到这样的迹象。对于今天的中共政权，有人说它岌岌可危，有人说它牢不可破，两种说法或许都对，就看我们如何行动。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