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旧金山的一家中餐馆）
这些海外华人的行业首选，自然是满足移民刚性需求的饮食行业，之后再转行为洗衣店、杂货店，以及更需资本和势力的鸦片馆和赌场。而这些中式餐馆，同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化身成了东方文明的诱惑图腾。
从19世纪末，全美便刮起了一股”杂烩热潮”，美式中餐馆也被代称为”杂烩馆”。杂烩（英文Chop Suey）又被称为”李鸿章杂烩”，尽管跟李中堂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其实就是一道把碎肉和各种蔬菜一起烧熟后，再搭配米饭食用的中式菜。
（爱德华·霍普的名画《杂烩馆》）
埃尔西·西格尔案就发生在第八大道782号的一家”杂烩馆”楼上。
第八大道是曼哈顿最长的街道之一，而第八大道782号，是一座风格粗陋的复兴主义独栋楼房。尽管按照现在的区域划分，这里并不属于”中国城”，但在1909年的时候，782号无疑地处于一个华裔聚居的街区。因此，案件发生以后，警方和媒体都将这起案件称为”唐人街谋杀案”。
（案发现场——第八大道782号）
小楼一层，是家华人开设的照相馆，二、三层属于一家”梁家杂烩馆”，顶层是一套公寓，住着两名华裔男子，钟新（他的名字有Chung Sin/Chun Sin/Chong Sin好几种版本）和凌莱昂（Leon Ling）。
凌莱昂30岁左右，是一个穿着光鲜的西式服装、梳着锃亮头发、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人。
（凌莱昂）
距离案发大约四年之前，凌莱昂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第十大道59街以北段）上，开着一家挺大的杂烩馆。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是纽约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这里同样远离大部分华人的”舒适区”，可见这位凌莱昂，属于那种野心勃勃、想要令自己更加”美国化”的移民。因此，他不仅为自己起了”威廉·莱昂”这个完全”去东方化”的别名，还经常去附近的圣安德鲁教堂的华人主日学校学习。
在那里，他结识了安娜·西格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本案的受害者埃尔西·西格尔（Elsie Sigel）。
（埃尔西•西格尔）
埃尔西·西格尔出生于1889年，遇害时年仅20岁。从照片上看，这位姑娘算不得天香国色，但身材匀称有致，拥有明媚的笑容，以及洁白无瑕的贝齿（这是日后辨认她身份的主要依据）。
埃尔西·西格尔来自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她的祖父弗朗茨·西格尔（Franz Sigel），是南北战争中名声鹊起的英雄，在全美家喻户晓，退伍之后，他举家迁居纽约，成为纽约德裔美国人中的领军人物。
（弗朗茨•西格尔将军）
1902年8月，弗朗茨·西格尔去世，纽约为他送葬的人，就有超过2.5万人，警方不得不动用全纽约的预备警力来对付汹涌的人潮。即使在老将军去世之后，西格尔一家仍然是纽约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不过老将军的几个儿子，结局都不算很好，一个因挪用公款罪锒铛入狱，一个被送进了华盛顿的一家精神病院，另一个儿子就是死者埃尔西的父亲——保罗·西格尔。
保罗·西格尔是曼哈顿卫生部的一名官员，他的妻子安娜比他小9岁，两人育有两子一女。这位安娜夫人，是个虔诚的教徒，热衷于向亚裔移民传教（这在当时的上流贵妇中，算是一种”时尚”），经常到圣安德鲁教堂的华人主日学校授课，还每每将女儿带在身边，培养她对传教的兴趣。
安娜夫人的学生中，最勤勉好学的一位就是凌莱昂。这位风度翩翩的杂烩馆老板，不久便成了西格尔家的常客，还经常以护花使者+翻译的身份，陪同这对母女前往唐人街。私下里，凌莱昂更是与埃尔西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埃尔西·西格尔案发生后，保罗·西格尔坚称，自己对女儿与莱昂的关系一无所知。这种说法颇不可信，因为这位华人男子，不仅四年间频繁出入西格尔家，甚至还曾短期寄宿在那里。保罗·西格尔作为一家之主若真的”从未觉察任何蛛丝马迹”，那要么是对妻女极度漠不关心，要么就是某种微妙的撇清之辞了。
埃尔西长大后，也真像她母亲所希望的那样，成了传教的积极分子，经常到勿街（Mott Street，是曼哈顿华埠非正式的”主街”）10号的”中国布道所”里做义工。而在这期间，凌莱昂的事业跌入低谷，失去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店铺，只得搬到第八大道782号这栋小楼的顶楼，在楼下的”梁家杂烩馆”做侍者维持生计。
埃尔西工作的”中国布道所”斜对面，有一家名为”旅顺楼”（ Port Arthur Restaurant）的豪华中餐馆，餐馆经理名叫朱家仁（Chu Gain），不久便和埃尔西熟络起来——至此人世间最不稳定的三角恋情，便具备了所有危险的条件。
（从旅顺楼阳台拍摄的”中国布道所”）
案发之后，警方在两个男人家中，都发现了埃尔西的情书，内容也一视同仁地情意绵绵。所以这位白人姑娘芳心归谁所属，最终都是个谜团，也许她只是周旋于两个东方男人之间，沉醉于一场禁忌的爱情游戏，又或许真相是另一种情形：
凌莱昂家中，情书数以百计，埃尔西的只是其中35封。显然有不少女性，都为这个东方男子痴狂不已，埃尔西在一封信中，也嗔怨着莱昂的疏远：
你似乎对我变得冷淡了——可要想一想，我为你做了怎样的牺牲：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抛弃我！
也许这位少女又去找朱家仁，只是依循着古老的爱情兵法，希冀以”吃醋”这招险棋，赢回情人远离的心。可惜妒嫉之火，虽然会随爱之生而生，却不一定会随爱之逝而逝。爱情的美酒一旦含酸，便能轻易成了鸩毒，贪饮一口，便赔上了卿卿性命。
（埃尔西·西格尔）
1909年6月9日，埃尔西离开家，声称前往华盛顿看望祖母（埃尔西的名字就源自于她），从此一去不返。三天之后，她父亲收到一封发自华盛顿的电报，上面写道：
我周日（13日）晚上回去。别担心。
埃尔西
从此之后，埃尔西杳无音信。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埃尔西失踪到发现尸体，这整整10天里，她的家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6月19日下午，一个名叫梁鑫（Sun Leung）的中国人来到西47街警局报案，这件发生在十天前的谋杀案，才终于浮出水面。
杂烩馆楼上的白人女尸
梁鑫就是第八大道782号”梁家杂烩馆”的店主。他不仅是凌莱昂的雇主，还是他的表兄（也有人说是舅舅）。因为凌莱昂连日不见踪影，梁鑫数次上楼敲门都无人应声，更诡异的是，莱昂的室友钟新，也一道没了音讯。不仅如此，一片沉寂的门里，渐渐散发出一种微甜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梁鑫意识到，那是属于死亡的气息。
梁鑫的第一反应，是表弟莱昂遭遇了不测，急忙奔向离家最近的西47街警局。一个名叫约翰·莱尔顿（John Riordan）警官，跟着他来到莱昂住处，和属下一起撞开了房门。
屋中空无一人，卧室中央，放着一只黑色的大旅行箱，旅行箱外面，牢牢捆绑着几圈天幕索（一般是牵拉船帆或者船棚用的绳子）。警察们割断绳头，掀开箱盖和包裹的床单，一具尸体跃入眼帘。
死者为年轻女性，几乎一丝不挂，一根结实的绳索（后来证实，绳索来自屋中的百叶窗），深深嵌入颈部。死亡时间大约在十天前，尸体腐烂得相当厉害，面部肿胀变形，唯一可以辨认的特征，是一口光洁雪白、近乎完美的牙齿。
尸身上挂着一条缀有字母”P. C. S.”（ 保罗·西格尔的全名缩写）的金项链，还有一只嵌着”E. L. S.”（埃尔西）的手镯，被丢在梳妆台抽屉的深处。
（案发现场和埃尔西的手镯）
莱尔顿警官连忙通知了凶杀组的凯里（Carey）警长，又抓来凌莱昂的堂兄乔·莱昂询问，乔·莱昂表示，尸体估计是凌莱昂的”女朋友”，他曾见到两人一起出入剧院。
一名警官于是前往西格尔府上，通报这件悲剧。一开始这家人极力否认埃尔西失踪，一口咬定她不在纽约，最后在警官百般恳求下，保罗·西格尔才勉强同意前去认尸。
据这位警官描述，保罗表现得无动于衷，声称既不知晓死者是谁，也从未见过那两件首饰。不过，安娜·西格尔却立即认出了女儿，一见到手镯，更是撕心裂肺地痛哭：”我的上帝！埃尔西！”，随即便昏厥过去，她被火速送往医院，从此再没有出现在公众眼前。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警方当晚逮捕了三名嫌疑人，并发布了对凌莱昂的搜捕令。
（藏尸旅行箱和嫌疑人凌莱昂）
这三位”嫌疑人”是谁，警方从未言明，大约是乔·莱昂等倒霉的相关人士。另一方面，全美的警察（和义愤的公众）都在寻找凌莱昂，每一小时，都有华裔男子在餐馆、洗衣店、街头或者船港被”火眼金睛”的警察发现，不由分说便被扭送警局。然而，大多数人都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符合凌莱昂的长相。
凌莱昂那个失踪的室友钟新，倒是很快有了消息。
钟新被发现的经过，还颇有点戏剧性：6月19日，一个名叫哈维·肯尼迪的餐馆老板，通过西29街的职业介绍所，雇佣了一名自称”阿辛”的中国厨师。第二天，肯尼迪先生翻看报纸的时候，立即从警方的搜查令上”认出”了自己的新雇工。肯尼迪先生”认定”，自己这位新厨师，就是嫌疑人”凌莱昂”，连忙兴奋地向警方报告。
所以6月22日，钟新被押回总部时，警方起初也弄错了他的身份，数日里被媒体围攻得焦头烂额的凯里警长，见了他便不顾形象地厉声高喝：”是你杀了那个姑娘！”
钟新则恭恭敬敬地用中式英语反驳道：”我不（是）凶手。你（去）找凌，他做的。”
（钟新（左二）和凯里警长（左三））
从钟新的行为看，他显然没做什么亡命天涯的准备，从案发那天离开公寓，到十天后出现在职业介绍所，他的坐标只沿着百老汇大街南移了1.3公里。不过，虽然这位”嫌疑人”近在咫尺，警方却不知为什么，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将他”缉拿归案”。
抵达总部后，另外两位警探，对钟新开始了”长达十数小时、疾风骤雨般的严肃审问”（大约就是刑讯逼供的官方说辞），钟新坚决否认自己是凶手，但到了第二天，他也终于承认，6月9日早上，自己在公寓里，目睹了埃尔西被杀害的全过程，以下是他的证词：
10点30分左右，埃尔西·西格尔来找莱昂，指责他在昨晚派对上的行为，还告诉他，今后不准他再登她家的门。
她走进房间的时候，我人还在楼下。过了一会儿，我上了楼，刚进屋就听见另一侧屋里有响动。我透过门顶窗，看到莱昂和埃尔西正撕扯在一起，她脸上有血迹，然后她的嘴上，就被（凌莱昂）捂上了一块手帕。
接着，埃尔西被扔到了床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莱昂扒光了她的衣服，将床单盖在她身上。然后他走向壁橱，拉出一只旅行箱。这时我进了屋，摸了摸那姑娘的手，莱昂告诉我，她咬舌自尽了。我说这事麻烦大了，我要跑路。我给了他200美元（折合现价约5,712美元——作者注），然后又从朱家仁那弄来260美元，也一起给了他。我看见他把尸体放进了旅行箱，在这之后，我一直住在表兄家……
这段证词详实生动，充满活色生香的细节，虽然目睹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还能闲情逸致地偷窥，这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警方对此相当满意——直到他们将钟新带回案发现场，这才猛然惊觉，惨案发生的那间屋子，根本就没有门顶窗！
钟新于是又将偷窥渠道改成了”钥匙孔”，在给陪审团的最终证词里，又”更正”成了”门开了一条缝”。
钟新（右一）
即便如此，警方还是根据钟新的一面之词，判定失踪的凌莱昂，就是杀人凶手。
自相矛盾的证人与不见踪影的”真凶”
23日的《晚间独立报》（The Evening Independent），就以头条赫然宣判：《凌莱昂有罪》。此外，它还援引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挖掘出如下爆料：
“凌莱昂于11年前，随一个戏班来到美国，曾在班中担任旦角，还隶属于一个名叫”Gee Cong Tong”的秘密反清团体……”
这位助理检察官接着推测，作为男扮女装的”专家”，莱昂化妆成了女性，在团体内”革命同志”的帮助下，逃到了华裔移民聚居的太平洋海岸或者新奥尔良。
这个所谓的”秘密反清团体”，大概是慈公堂(Chee Kung Tong)的误写，是一个总部位于夏威夷的华裔男性互助组织（其实也根本不是革命党）。不过，警方对于这个高论，倒似乎是深以为然，当晚纽约警局便向各州发出通告：
寻找凌莱昂，或伪装成女性，密切注意华埠各个秘密聚点，天朝人（这是媒体根据古代周边国家对中国称谓的”直译”，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词汇中的臣属意味——作者注）经常在那里窝藏女性。
所谓”窝藏女性的秘密聚点”，大约就是地下风化场所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全美的警察，都在地毯式搜寻着凌莱昂，然而这位”革命党女装大佬”，依旧无影无踪。
（凌莱昂、案发现场和埃尔西）
在此期间，警方的侦查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凌莱昂的表哥、报案人梁鑫也被逮捕讯问（尸体发现那天晚上，他也神秘失踪了，过了几天又来警局报到）；接着，警方又拘留了埃尔西的另一位情人朱家仁，朱家仁也在审问中承认，凌莱昂经常恐吓他，甚至曾在公共场合对他大打出手，威胁他若不与埃尔西了断关系，便会将二人”一起宰掉”。
与此同时，保罗·西格尔也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知道威廉·莱昂和‘旅顺楼’的朱家仁，都爱上了我的女儿，并且莱昂嫉妒心极强。6月8日晚上，我家举行了一个派对（我当时不在家），有几个中国人在场。莱昂醉醺醺地不请自来，把埃尔西叫到一边，警告她如果再和朱家仁有任何瓜葛，便要了两人的性命……
当然，他还不忘再一次强调：
直到埃尔西的尸体被发现，我对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全不知情。我妻子和女儿，都是对华传教士，我一直反对她们做这种事，我妻子对我隐瞒了所有的真相……
西格尔家的其他成员，则对此事缄默到底，一问三不知，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埃尔西的堂妹梅布尔·西格尔。梅布尔只比埃尔西小一岁，埃尔西和莱昂两人关系的许多爆料，都来自于这位十分健谈、但说话漏洞百出的”褐发绝代佳人”（《纽约太阳报》）。梅布尔声称，她早就知道表姐和莱昂相恋，而自己也一直在警告她，要和”中国佬”保持距离：
“我和埃尔西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从来不和中国佬约会，你们要知道，我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警方在凌莱昂家中那数以百计的情书里，也找到了梅布尔的芳名（总计5封），当然，梅布尔对此矢口否认，坚称那些情书，都是堂姐冒用自己的名字写的（但似乎埃尔西并没这么做的必要）。
（埃尔西、钟新、梅布尔和保罗·西格尔）
然而，这个疑似的三角恋，并未引起警方的重视，他们正忙着向媒体公布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埃尔西分别写给两个男人的最后一封情书。写给朱家仁的短柬，看起来似乎有点仓促：
亲爱的朋友，
我不希望你因为今晚威利出现而不高兴。你知道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别介意威利的事，虽然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昨晚必须见他。不是我派人找他来的。
永远爱你的，
埃尔西
凌莱昂收到的那封信，则一如既往地山盟海誓：
我亲爱的威利（威廉的昵称——作者注）：
我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给你写信，她要是知道了，肯定是不会允许的！威利，不要以为，我会为任何人离你而去！我们之间的那些甜蜜时光，我会永远铭记。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你？
爱你的，
埃尔西
这两封”最后的情书”，似乎也佐证了保罗·西格尔在声明中提到的”派对事件”。
此外朱家仁还证实，案发那天中午，钟新曾到”旅顺楼”找他，还告诉他，莱昂愿意退出他们的三角关系，永远离开此地——只要朱家仁，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作路费。
身为一个精明生意人，朱家仁竟然对此信以为真，将店中所有的现款（共计260美元），全部交给了钟新，钟新则显得”神色张皇”，拿了钱匆匆而去。
保罗·西格尔这时也”及时”想起，案发当天早晨，自己曾见到这位钟新，在家门口”神色可疑地闲晃”。并进一步暗示说，是钟新以”凌莱昂生病”为借口，将女儿诱骗到两人的公寓。对此，钟新坚决地予以否认，他说自己虽然偷窥了案件的全过程，还帮着莱昂搬尸+敲诈，但是和谋杀本身可绝没有一丁点关系！
基于这些混乱的证词，凯里警长郑重地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符合逻辑的动机”，那就是男人永恒的妒火，并将”埃尔西·西格尔案”，正式定性为”激情犯罪”。
钟新被警方作为”重要证人”继续拘留，还标出10,000美元（大约相当于现价28.5万美元——作者注）的巨额保释金。对”富裕的、美国化”的朱家仁，他们倒是比较客气，没多久就将他释放了。埃尔西的尸体，则在这期间，悄悄地埋葬于伍德劳恩公墓（Woodlawn Cemetery）。
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又试图还原凌莱昂在案发后的一系列行动：
6月9日下午1点，他来到公寓附近一家快递公司，将一只旅行箱托运到西126街一家洗衣店，一个叫华美（Wah Kee）的人签收了”包裹”并付了账。
午夜时分，莱昂雇佣司机马丁·劳里亚，将他送到这家洗衣店，又和司机一起，将旅行箱抬到车里。接着，劳里亚在莱昂的指示下，前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市场街，将车停在一个名叫李胜（Li Sing）的人经营的中餐馆门口。
此时已经是10日凌晨1点，莱昂请求李胜，让他无限期地寄存这只旅行箱，遭到严词拒绝。于是，6月10日下午，另一位出租车司机詹姆斯·霍尔斯特德，又将那只旅行箱（以及莱昂），从纽瓦克载回了案发现场。
哗然的媒体与埋葬的真相
虽然这段”旅行箱惊魂记”相当精彩，公众却越来越不满，因为那位”穷凶极恶的中国佬”，依旧逍遥法外。虽然警方信誓旦旦地担保，他们已布下天罗地网，凌莱昂一定插翅难逃，媒体却早已丧失了信心：
26日的《克林顿镜像报》（Clinton Mirror）就以《智胜警察》这样的标题，提早裁定了胜负；同一天的《非裔美国人》（The Afro American），则以《白人小姐与两华人做爱》这样的狗血标题夺人眼球，此外，它还不忘安抚自己那些心惊胆战的非裔读者：
“通常来说，中国佬从不杀害白种女人，因为他们害怕白人，只会自相残杀……”
也就是说，无需恐惧”中国佬”会进行跨种族（对黑人）的谋杀。可写到此处，这位记者这才惊觉，自己大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连忙机智地笔锋一转：
“警方一致认为，因为和女孩相识日久，又彼此相知甚深，凌莱昂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将她视作了自己的本族人（所以才敢痛下杀手）……”
(歧视华人的”黄祸漫画”)
27日的《洛杉矶先驱报》（Los Angeles Herald），则将矛头对准了对华传教组织：
这个姑娘，一步步落入这个凶残的中国人，以宗教粉饰的罪恶陷阱之中。纽约警察局正威胁要关闭唐人街所有的传教场所，除非它们的承办人同意，让女性离开，只雇佣男性传教士……
这样的论调绝非标新立异，在”埃尔西·西格尔案”发生的数年以前，报纸上就充斥着《女传教士向中餐馆的致命诱惑屈服》这样的报道，许多”专家”也频频督促社会，应该”阻止年轻女孩试图教化东方人，以免她们毁掉自己”。而埃尔西·西格尔一案，无疑为已然甚嚣尘上的”黄祸论”，提供了最完美的证据。
接下来的几天里，又不断涌现出数以百计的”目击者”，以及各种百家争鸣的”理论”：
有人认为，莱昂先是和埃尔西私奔去了华盛顿，然后在那里实施了谋杀，之后又将藏尸的旅行箱带回纽约；有人猜测，是这个为爱心碎的姑娘，在心上人的房间殉情自杀，凌莱昂害怕自己无法逃脱干系，才决定藏尸逃亡；有人怀疑，凌莱昂其实是个人口贩子，埃尔西此刻，一定正被囚禁于某个亚洲妓院，叫天天不应；到了八月间，一位”犯罪心理专家”提出，旅行箱中的女尸，只是一个长相相似的替身，用此移花接木之计，埃尔西与莱昂逃往中国，在那里双飞双宿（但是这替身从何而来，这位专家却懒得解释）……
（《华盛顿时报》相关报道）
在各种”假说”论战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东西海岸的警察们，也加班加点地进行搜捕，仔细筛查每一艘离岸的客船。北美所有的主流报纸，连日登载着大幅悬赏照片，可是这位凌莱昂，还是将这出人间蒸发的大戏，完美地一演到底。
1909年9月24日，埃尔西死亡三个半月后，陪审团做出了如下裁决：
验尸结果显示，1909年6月9日，埃尔西·J·西格尔死于第八大道782号，死因为凌莱昂（别名威廉·莱昂）以手扼杀而造成的窒息。
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拘留钟新，裁决宣判后，他也被释放出狱。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舆论和偏见的合力之下，基于众意做出的”正确”判决，至于其他的疑点和漏洞，警方则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无视：
首先，作为定罪的唯一”直接证据”，钟新的证词其实有太多的矛盾：除了前文中提到的”门顶窗”这点外，他的证词中声称，埃尔西前来，是为了”指责莱昂在昨晚派对上的行为”，这也与情书中的甜言蜜语甚不相符；另外，自称近距离观察过死者的钟新，却从未提及埃尔西颈部的绳索和项链——钟新的这份证词，更像是在警方的”点拨”之下，由部分真相、想象力与利害权衡打造的”杰作”，并不足以采信。
另外，警方先入为主，就断定莱昂为凶手，其他可能的动机和嫌疑人，则一概没有予以考虑：比如，埃尔西的母亲安娜夫人，曾经向莱昂借过一笔不小的债务，双方还为此发生了龃龉；朱家仁也许发觉，自己被玩弄了感情，想要杀人栽赃给情敌，他给钟新那260美元，并非是给莱昂的跑路费，而是钟新的封口费；”之前毫不知情”的保罗·西格尔，身上同样疑点重重，他可能尾随女儿到了情人住所，愤怒于她的”无耻行径”，失手将其掐死……
西格尔一家的态度，则同样令人疑惑：埃尔西失踪10天，如果说因为顾虑丑闻而不愿报警，这尚且有情可原，但他们既没有私下寻找女儿，也从未向埃尔西的两个追求者，询问过女儿的行踪。即使在案发之后，埃尔西的母亲安娜夫人——这个最了解凌莱昂、也最有可能了解事件真相的人，一直因为”深受打击”，拒绝接受警方询问，出面提供证据的，始终是那位”一无所知”的父亲。讽刺的是，正是在这家人微妙的沉默里，凌莱昂才获得了宝贵的逃亡时间，等到警方追捕时，早就为时晚矣。
裁决结束后，”西格尔案”依然风头不减，占据公众视野长达整整两年，这期间，不断有莱昂在古巴或德州被捕的消息，到头来都不过是假新闻。
（莱昂在德州被捕的假新闻）
当然，公众瞩目的不仅仅是悬疑本身，这起谋杀案，更令之前酝酿已久的反华情绪，达到了顶点：
埃尔西·西格尔带给我们的警示是：无辜、贤惠的年轻白人女性面临着危险！各州都应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白人女孩越过华人的界线……
正如《华盛顿时报》所倡导的那样，不久之后，美国各州就纷纷以”保护年轻妇女”为名，掀起新一轮的种族监管。在这些反华政策的影响下，到1920年代末，在美华人的数量，减少了几乎一半。
当然，对西格尔一家而言，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案发后第四年，保罗·西格尔死于心脏病，安娜夫人寡居了三十年，死于1944年，享年77岁。
两人都长眠于西格尔的家族墓园，埃尔西却没有和他们安葬在一起，她的墓碑上没有碑文，孤零零地立在伍德劳恩高地上，俯视着纽约的沧桑变幻，和她那消失的中国情人一起，湮没进百年的潇潇风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