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在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经历时，一直侃侃而谈、与记者互动频繁的朱镕基，一下子变得表情非常严肃，然后，他语调深沉地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朱镕基随高岗进北京
朱镕基，湖南长沙人，祖籍安徽，据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长到12岁，母亲又去世了。
因此，朱镕基自小父母双亡，也没有兄弟姐妹，由他的三伯父朱宽浚、五伯父朱学方抚养成人。1947年从长沙一中毕业后，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在清华大学，他照样成绩优异，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结识了他的妻子劳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在这里，朱镕基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负责东北工业生产的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十分欣赏他。在马洪的举荐下，朱镕基1952年升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组建时，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进北京，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东北局100多人随高岗一起进北京。马洪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秘书长，朱镕基则成为国家计委下属的燃动局综合组组长。1954年，朱镕基调任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综合组组长。之后，担任过时任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张玺曾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再后来，朱镕基担任过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朱镕基怒怼习近平朱镕基讲了3分钟的真话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禁不住中共一劝二劝三劝，以为中共真想听真话，真想整顿党的作风，纷纷以“诤友”身份，对中共提了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在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都站出来之后不久，中共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于是，党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等，也纷纷站了出来。
期间，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之后，国家计委各局相继召开各种座谈会。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他认为，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当时，朱镕基的发言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帮党整风的模范带头行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认为他提的意见不错。
但是，不久，风云突变，整风变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一场大规模清洗党内党外知识分子、让全体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中共面前长跪不起、不许“乱说乱动”的“反右派运动”爆发，至少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在中共最高层要求加强清查右派分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查，查来查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有棱有角，有时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朱镕基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指标，一时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说话直，不低头。”朱镕基的一位清华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所谓的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这也是朱镕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仅领导的秘书当不成了，还受到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的行政处分和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从此，一顶“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一戴就是20年。
朱镕基20年的右派生涯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不久被调到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教一些老干部学习数理化，还当过英语老师。由于他一人身兼多门功课，被其他老师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教师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就不是党信任的人，所以，朱镕基回机关后，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调至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虽然朱镕基被摘了帽，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属于“内控对象”，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这段时间，朱镕基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他种过小麦、棉花、水稻，放过牛、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这5年是他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朱镕基谈到这段往事时感慨很多。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许许多多最基层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随着文革初期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的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中共的行政级别属于处级单位，办公室副主任，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参加工作已经24年。24年前，朱镕基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任命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是副科级；24年过去了，47岁的朱镕基仍是副科级。
据一位了解朱镕基这段经历的人介绍，当时，中共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擡头，但是，朱镕基对这些歪风邪气有过抵制。一次，他让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买东西，花了1元钱，却开出3元钱的发票来报账。朱镕基很生气，坚持不批准报销。“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朱镕基经常说的一句话。朱镕基的刚直性格与为人，使他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些人既恨他，又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时，几百人的单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这位老人把他的几件简单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啊！”说着，说着，两人都哭了。这个老人叫周来福，也是管道局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家在北京，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廊坊火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石油工地在哪里，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一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比在机关工作的时间长。
“右派”档案烧毁时 朱镕基没说一句话
廊坊3年，是朱镕基挨整20年的最后阶段。不久，朱镕基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调回北京，担任研究所下面一个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年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划上句号。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把他的档案袋里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抽出来，付之一炬。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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