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特别去了趟南小珠帘胡同，想找一下北京特有的历史遗留。
导航在一个胡同口绕来绕去，就是到不了目的地。
只好下车挨个询问，刘少奇故居怎么走？
年轻的人都说不知道，一个78岁的大爷告诉我，早拆了。
不仅故居拆了，就连南小珠帘胡同也拆了。看来那些知名的历史，也随之慢慢变淡，消失了。
公开资料显示，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长女刘爱琴最为传奇。
她出生即被交给汉口一户工人家庭抚养，7岁又被卖做童养媳，11岁才被接回延安和父亲团聚。
一年后就送到莫斯科学习，而后十年间，她经历了异国残酷的战争，也遇到了浪漫的爱情。
但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女儿，却不得不放弃做自己。
我11岁那年的春天，日军飞机正在轮番轰炸汉口，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劈柴。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只听见有人叫喊——女儿。
我心里一惊，是妈妈！
果然，妈妈和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了门前。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紧紧抱着妈妈的双腿。
妈妈蹲下来搂着我，用那双粗糙的手给我擦眼泪，说这次就是来带我回家的。她看起来更加憔悴了，又黑又瘦的。
屋里的婆婆闻声而出，妈妈赶紧朝旁边的叔叔点了点头。
叔叔三十岁左右，身穿深蓝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很整洁也很亲切。他和婆婆比比划划、嘀嘀咕咕了很长一段时间。
婆婆阴沉的脸，慢慢出现了笑意。她转身进屋，拿出来一身半新的衣裤给我，假惺惺说舍不得我就这样子走。
这张可怕的脸，我死都不想再见了，拉着妈妈赶紧离开了这个“地狱”。
拐过路口时，见有家照相馆，叔叔说要给我照张相。
我长这么大，从没照过相，也不知道什么是照相。那天，我照了这辈子第一张照片。
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从照相馆出来，叔叔先带我和妈妈住进了一家旅馆，叫妈妈领我去洗澡、剪头发，给我买来一身漂亮的学生装换上。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裳，睡觉也舍不得脱。
而住在隔壁的叔叔，每天总是早出晚归，似乎很忙。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我很奇怪，叔叔这么忙，妈妈为什么不带我回家，而要住在旅馆？
这天，叔叔和妈妈把我拉到身边，告诉了我一件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1
叔叔指着妈妈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亲妈妈……”
我顿时目瞪口呆，心里一团乱麻，只听见叔叔说我的亲爹在很远的地方，他是专门来接我的。
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感涌上来，我顿时明白了，一下惊叫起来：“妈，你是不是又把我卖到什么地方！”
我紧紧抓住妈妈，求她带我回家，不要再卖我了。
从我五六岁记事，我们一家四口人就在贫困中挣扎。父亲是个打零工的工人，妈妈替人缝补浆洗，挣钱糊口，我和弟弟负责捡垃圾、煤核、野菜。
我身体弱，经常有病，一发起烧来，妈妈只能抱着我哭，她待我比弟弟还好，有了吃的也总是紧着我。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有段日子，我们住在汉口近郊的一处破阁楼里。
阁楼四壁残破不堪，到处漏风，里面还住着很多穷人，晚上大家挤缩在一起，白天各自出去或找活儿或讨饭。
有次半夜里，我发起高烧，身上出了麻疹。妈妈想留在家里守着我，可又得出去找生计，就哄我说，干完活回来给我买一根油条吃。
我自己瘫在草铺上，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妈妈才回来，她一进门就赶忙过来摸我的额头，见不那么烫了，才长吁一口气。
妈妈看看我，又望望边上的弟弟，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凉凉的。
我明白了，她一定又没找到活干，哪里还会有油条呢？
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父母带我们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的老家，只有70多岁的奶奶守着的一间破房子。
8岁那年，奶奶饿得剩一把骨头，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天，妈妈把我叫到身边，说明天送我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饭。
我哭着闹着喊着不肯去，可日子轮不到我说了算。
妈妈前脚把我送到，转身出门，“亲戚”后脚就扔给我一把扫帚“干活”。
从此天不亮，她就吆喝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身上到处是黑紫蓝青的伤痕。
小时候妈妈给我扎了耳朵眼儿，戴着一对小耳环，她专挑我耳朵揪，耳洞都拉豁了，流血化脓，疼得我哇哇直哭。
做女奴还不是最可怕的，我其实是他们家买来的童养媳。
好巧不巧，我去没多久，那个才1岁多的“丈夫”就出天花死了。婆婆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害死她儿子，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
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让我的神经极度紧张，得了遗尿症。婆婆只要发现我尿床，就逼我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婆婆家的院角有口深井，井口上没有辘铲，有次我去打水，一阵头晕眼黑，连人带桶，“咕咚” 一声掉进井里。
我被捞出来后，一连烧了好几天，昏沉中，常梦到婆婆打我，不时发出骇人的惊叫。我真恨不得掉在井里淹死算了，免得活受罪。
可我如今刚逃离魔窟，妈妈怎么狠心又要把我卖了！
2
看着紧张痛哭的我，妈妈向我道歉，说过去都是她不好，这次绝不会卖我。
妈妈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是我的奶妈，叔叔讲的都是真话，以后见到亲爸爸，就再也没人欺负我了。
她蜡黄的脸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我又转过头去望着旁边的叔叔，他只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看起来像真的。
奶妈离开后，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个阿姨抱着我亲了又亲，说我长得真像我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救我的人是周恩来伯伯
他们只说我的父亲在延安，那我的母亲在哪里呢？怎么没人提及。
不久后，几个跟我一样，亲人在延安的孩子也陆续来到这里，一天夜里，我们坐上了一列火车，由武汉发往西安。
我们上的是货车厢，里面有许多用稻草覆盖着的大木箱子，不知道装的什么。大人嘱咐我们，如果有人查问，就躺在箱子上装睡，不要动。
可我躺在封闭货车的木箱上，怎么也睡不着。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为什么离我那么远？为什么要把我送人？
这一切一切的疑问，在火车轰轰隆隆中，越想越沉重。
我们下了火车后，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的妻子熊阿姨见我又瘦又小，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了一周。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为我加强营养，鼓励我到院子里锻炼身体。虽是短短几天，但我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临别时，熊阿姨告诉我，这次到延安只能见到父亲，因为我的母亲何宝珍4年前就牺牲了。
熊阿姨曾和母亲一起被抓入国民党的监狱，她鼓励我要努力锻炼身体，将来像牺牲的妈妈一样坚强。
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记忆。
年轻时的妈妈
离开西安后，汽车一路向北，在那黄褐色的世界里，沿途开着一种花，红白相间，显得异常的耀眼和美丽。
我好奇问身边的叔叔，这是什么花，为什么那么好看？
叔叔说那是罂粟，虽然好看，但是有毒。这些是当地军阀强迫老百姓种的，我不明白这么美丽的花怎么会给人带来灾难。
三天后，黄土地上似乎少了些什么，有梯田，但却看不到房子，只见一个个土丘的窟窿处，有人进进出出。
我心里很好奇，没有房子，人们住哪里？
一问，原来人们就是住在那窟窿里，这叫窑洞。
汽车继续行驶七天，终于开进了延安城，一排排的窑洞很整齐，很多人在一个山坡上的院子里等着我们。
刚下车，就有穿军装的人笑着对我们说：“喂，小鬼，从敌占区来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敌占区，就说从武汉来的。原来武汉在我离开不久后，就被日军占领了。
我在人群中寻找，谁是我的父亲呢？一想到见面的场景，我就很兴奋。
可同我一起来的小朋友都陆续被接走了，最后只剩下了我自己，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过了几天，我正准备吃晚饭，外边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有人来接我了。
我赶紧放下饭碗，跟着叔叔来到了一排窑洞前，只见门外的土台上拴着两匹马。叔叔告诉我，父亲就在屋里开会，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
窑洞里一直有人出出进进，我却不知道有没有我父亲。每见着一个人，我都仔细盯着瞧。
不一会儿，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脸很清瘦。
他身上穿着身干净的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胳膊上佩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袖章，脚穿草鞋，打着绑腿。
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就是我的父亲。
还没等我问，他就大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爱儿，你来啦。”
他就是我的父亲刘少奇。
3
我站在那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事先想好的话，都不知哪儿去了。
带我来的叔叔捅了捅我，低声说：”快叫爸爸。”
我仰起头望着他，嘴张了张却叫不出口，又赶紧低下头。父亲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领着我进了窑洞。
坐下后，他把我搂在怀里，我感到这样很别扭，身子一个劲儿往外翅。
父亲也不管我，笑着自言自语：”太瘦了，太瘦了。”
旁边的一位叔叔问我几岁了，我紧张了好一会儿才能开口说话，就只蹦出来三个字：不知道。
周围的人哄地笑了，父亲也笑，说我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
看到大家都在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委屈，“哇”一声就开始哭。
他们马上不笑了，整个窑洞的气氛都变了。
父亲说我吃苦了，他都知道。他还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哥哥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来，弟弟还没有找到。
我这才知道，为了革命，母亲生下的三个孩子，她都没有机会带，只能找关系可靠的工友送养。
像我刚送到养母家时，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能过得去。后来关系断了，奶妈不得不送我去当童养媳。
想到还没找到的弟弟，我的心里不免也担忧起来，他的养父母又会怎么对他呢？
父亲讲完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
那时我并不懂这话背后的含义，也不明白这话的分量。
夜深了，看我困了，父亲铺好被子让我先睡。等我躺下，他又坐在桌旁，开始写东西。
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睁眼一看，父亲仍然坐在桌前，小油灯还亮着。
不久，哥哥也被接到了延安。哥哥寄养在大伯父家，但父母长期失联，他如被人遗忘了一般，在老家成了一个长工、放牛娃。
哥哥来到后，我们一起进了延安保育小学，我上一年级，哥哥上了三年级。
由于日寇飞机经常轰炸，我们无法在教室里上课，常常挎着马扎，到宝塔山下、延河边上去上课。
但我没想到，连这样的日子，也这么短暂。
1939年暑假，在我们准备返回学校的那天下午，父亲告诉我们，周恩来伯伯要去苏联治臂伤，他决定让我们一同跟着去苏联学习，第二天就要启程。
第二天清晨，父亲来为我和哥哥送行，他站在人群中望着我们兄妹。
相聚仅一年，父亲教我骑马、爬山、吃他最爱的小米饭，教我做人的道理，一切才刚刚熟悉，转眼又要分离。看着父亲瘦高的身影，我哭了。
这一走，我们父女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4
1939年底，我们到了苏联，莫斯科的冬天比延安还寒冷，但孩子们的心却欢欣鼓舞。
我们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这里的孩子小的3岁，大的14岁，所有女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内衣，想起过去，简直天壤之别。
我也很快过了语言关，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结识了各国的小朋友。
1940年冬，我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但这样的美好没能持续多久，1941年6月22 日，德国法西斯就对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
突然爆发的战争，震惊了苏联，我们学校自然也无法幸免。
整个伊万诺沃市日夜在工作，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女和老人也到工厂去做工。
大大小小的工厂，炉火熊熊燃烧，铁锤伴着机器轰鸣，不分昼夜地制作前线用的枪支、炮弹和各种军需用品。
沿着街道两侧，到处都有穿军装的人，市里的医院也躺满了从前线撤下的伤员。
儿童院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乱了，十几名大孩子报名上了前线；哥哥他们去兵工厂造武器，挖战壕工事。
像我一样年龄小的同学，也开始为支援前线参加劳动。
在附近的集体农庄，我们负责收麦子、土豆、胡萝卜。一双双小手冻裂流血，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疼，这和曾经被虐待是不一样的。
我主动申请到伊万诺沃纺织厂参加劳动，为前线做军衣、帐篷，申请到森林去伐木，到市内的医院救护伤员。
医院里，充满了呻吟、死亡、鲜血，到处可见裂开的伤口，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血腥臭味，一张张没有血色的脸扭曲着。
由于药品和床位短缺，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伤口淤血化脓，残废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
我只能一刻不停地抱着一堆又一堆带着脓血的绷带，在水池里洗。手泡得发白掉皮，也不停；一有空闲，我就去给那些伤员唱歌，帮他们写信。
战时的冬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漫长。
德军对莫斯科的围困，中断了物资的运输，冬季取暖的木柴全部送到了前线。儿童院粮食紧缺，更别提取暖了。
有时睡觉的被子被冻在了墙上，每个同学的眉毛和脸上都有一层白白的霜。教室的墙壁上也冻着冰，钢笔的墨水也全被冻住，我把钢笔放进自己的衣服里，用体温暖化，再取出来写字。
为此，前胸和肚皮常常被墨水染得一塌湖涂。但我才不管脏不脏，能写字就行。
意志能驱散一个人的软弱，但却驱散不了饥饿，我们每天只能分到几粒手指肚般大小的土豆。
小时候挨饿，我不懂为什么，再一次尝到这种可怕的滋味，我知道是战争带来的灾难。
那年的新年，学校给每人发了半块巧克力，我的一领到就吃了。哥哥却没有吃，他用纸包好，给我送来，还说他不爱吃这个。
那时我太年幼，信以为真，一把抓起放在嘴里，摇头晃脑嚼了起来。
战争漫长又煎熬，每个人都在战争中成长，我们开始了生产自救，开荒种地，一直坚持到1945年，苏联红军打到柏林。
苏联本土暂时恢复了战前的平静，学校复课，我也迎来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5
我离开儿童院，去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深造，新生报到处，一片繁忙。
我在人群中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但这里全是一色的深眼窝、高鼻梁，没有一个东方面孔。
我有些沮丧地靠着墙边等着，直到喊我的名字，才抱着通知书和简历表跑过去。
当我向老师自我介绍完后，只见身边一个人在侧目望我。等我挤出人群时，他也跟着我一同挤出来。
这个男生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
回过头，我看到一个长着栗色头发的男孩望着我，我冲他友好地笑笑，继续往前走。
他可能是受到我的鼓励，紧跟两步上前，问我是不是国际儿童学院过来的，他听我介绍时提了一下。
男孩很高兴地自我介绍，他也是从国际儿童学校来的。我们面对面站着，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聊得很畅快。
他是西班牙人，但没来及介绍名字，我就跑进了体检中心，只听见他在身后说：
“喂，中国人，请问姓名，分在哪一个系？”
新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很快有了新的同学。半年很快过去，我们也迎来第一个和平的新年。
学校礼堂的新年舞会里，一片欢声笑语，我在同学的邀约下，也放下手中的书，来到了礼堂。
在“喀秋莎”的乐曲中，年轻人翩翩起舞，我一眼就看到那个英俊的西班牙少年，他正和一位姑娘跳舞，漂亮优雅的舞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一支曲子奏完，他竟然朝我走了过来，我的心狂跳起来，他彬彬有礼说：
“你好！中国人。”
命运又一次邂逅，两颗懵懂的心走在了一起。
他叫费尔南多，在无电线系就读，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革命中牺牲了，他是跟着姨妈在苏联生活的。
我和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幽默又奔放，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和身份，也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认定了对方，就这样恋爱结婚了。
费尔南多不知道自己的岳父是谁，也不知道岳父将会对这段婚姻做出何种要求。我曾经想过，丈夫将来要是回西班牙，我就跟他去。
他也说，如果将来我回中国，他就跟我走。
但我不知道，事情并非像我想得那么简单。
6
1949年7月，苏联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中共中央代表团来访的消息。
我指着报纸上消息，告诉费尔南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是我的父亲，你应该去见见他……
还没说完，费尔南多大笑起来，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被他笑愣了，认真告诉他这是真的，而且我还没有把我们俩的事告诉父亲。
这回轮到费尔南多发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娶的竟然是位“公主”！
他这才想起结婚时，姨妈的忠告，你们不仅有不同的国籍，另外，你对妻子的家庭了解吗？不要被感情取代了理智。
姨妈当时没有明说，但姨妈应该是想到了一些。事已至此，费尔南多决定跟我一起去见父亲。
父女第二次相见，又是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头发比从前白的更多了，可他依然神采奕奕。
他只是十分简单地询问了费尔南多的家庭及个人情况，并用一种命令加征询的口气，请他同意留我陪自己住几天。
父亲访问苏联期间跟我和大哥的合照
父亲在苏联活动日程排得十分紧张，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同他好好谈谈家事。
我当时回国决心已定，只是担心费尔南多能否同行。回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父亲仍没有对我和费尔南多的去向表明态度。
自从费尔南多见到父亲那天起，他就不常笑了。我发现他开始经常盯着天空发呆，人也瘦了。回国这件事成了压在他心里的大石头。
那天，我一直等到很晚，父亲才回来，我直截了当地硬着头皮问，费尔南多能和我们一块儿回国吗？
父亲听到我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犹豫，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费尔南多跟我一道回国。
父亲说一是担心费尔南多适应不了中国文化，他更担心西班牙国家制度，和我们将要建设的新中国制度是不一样的，父亲说必须要为我的政治负责。
我不明白，虽然丈夫是西班牙人，但他也是共产革命者的后代，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相爱。
“你首先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父亲语气坚决，背过身去，不去看我。
我回到房间，蒙上被子失声痛哭，不知哭了多久。突然有一双大手在抚摸我的头，我睁开眼, 父亲坐在床头望着我，外面天已经亮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下子击倒了我，我开始发高烧。父亲每天都来看我，却丝毫不肯让步。
我们都不理解两国、两党间的微妙关系，那是政治家才会关注的事。
费尔南多请求姨妈出面交涉，姨妈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但没想到，姨妈也从政治角度考量，用冷漠的态度回绝了。
我想不通，费尔南多也绝望了，当时我已经身怀有孕。
我们只好约定，我先回国，之后一定想办法让丈夫来到中国团聚。
7
1949年8月底，我乘坐父亲代表团的专列，离开生活十年的苏联，踏上熟悉又陌生的故土。
火车徐徐驶进了站台，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已在迎候父亲归来，父亲微笑着同大家亲切握手。
我跟在父亲身后，心中沸腾着激动和喜悦。
周恩来伯伯看见我后，先走近前来问候我，他笑呵呵地说：“嘀！爱琴长大了！欢迎你回国！”
我刚回答完，就见父亲朝站台一侧走去，拥抱了一位长相俊秀的中年妇女，转过身对我说：爱儿，见见你的妈妈。
这是我的继母王光美，身后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那是我的弟弟毛毛。
光美妈妈，父亲和我
弟弟3岁时，母亲就被捕了，奶妈等了一个月也没有人来接孩子，她害怕和共产党人扯上关系，只能将弟弟过继给贫民窟的一家工人。
弟弟和我一样，也一直以为养父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养父有点钱就喝酒，醉了就打孩子，弟弟只能上街捡垃圾充饥，后来开始在灯红酒绿的上海乞讨。
上海沦陷后，弟弟又到日本人的工厂做童工，经常被工头打，直到日本人投降，15岁的毛毛弟弟才重新做了报童。
一年后，父亲才辗转找到毛毛，长期的乞讨和童工生涯，让毛毛变得勇敢、坚毅，又敏感、孤僻。
弟弟被找到后，一直在父亲身边。父亲对他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付岀的心血也最多，但也是最令他伤心的。
回国后，我就住进了中南海父亲的家。
房子有些老旧，空旷的大房间四壁粉刷得很白，中国式建筑的门窗都很大，屋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木椅，屋角有一个洗脸架，上面放着一个脸盆。
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整齐、简洁，只是我一人住在里面，只觉得寂静清冷，心里不时想到异国的费尔南多。
自从回国后，我很少讲话，常常盯着窗外的景色，一盯就是很久。
父亲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也怪我的幼稚和任性呢？
一天清晨，只听见父亲对继母说：爱琴从小没在我身边，身上有不少弱点，现在她回来了，要好好教育她。
继母理解父亲的苦心，笑着安抚父亲，孩子从小吃苦，好容易回来了，一切慢慢来。
显然父亲不希望慢慢来，他下命令道：“先把她衣服换一换，像什么样子。我今天要送她去学校，她将是一个普通的教师，穿着要朴素。”
回国前，父亲让我做两套衣服回国时穿，我做了两套西装裙衣，父亲看到就不满意了。
我不情愿地脱下那套西服裙装，按照父亲的意思穿上了列宁服，偏襟、吊兜、腰间有个布带子。
我在北师大女附中留影
然后随父亲走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室，规规矩矩听父亲对校长提要求。
父亲说我在学校有两个任务，就是教俄语和学习中文。不要因为我是主席的女儿，就对我迁就。
他的语气很严厉，像是对小学生讲话的语气，我有些不自在。安排完教学任务，刚说到工资，父亲立刻接着说“工资，可以给她够吃饭的钱。”
一位老师好心建议，俄语教师工资按课时标准是每月800斤小米。
“不行，给她够吃饭的就行了。”父亲很坚决地补上一句。
从师大女附中回来后，我觉得不公平，同样的工作，为什么父亲只许我拿别人工资的一半？
想了好几天，终于忍不住问，父亲给我解释，我刚回国，工作不如其他人熟悉，另外还要继续学习中文，工资方面不能同别人相比。
我虽然还不是不明白，刚想解释，父亲一句话回绝了我——”你是我的女儿，要首先替国家着想，这是你的义务。”
看来，我要先适应主席女儿的身份，别无选择的余地。
8
我的中文水平很低，一天我拿着学生名册，竟发不岀一些人名的读音。
父亲知道后让我住到教师宿舍去，多些时间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找来很多著作，让我学习做笔记，并记录心得。
有个周末回家，我很开心将一篇学习心得拿出来给父亲看，我觉得自己写得不错，没想到父亲只看了几行，眉头就皱起来。
父亲的严厉常令我心中发憷，他指出了其中的四个错别字。
看着一脸沮丧的我，他这才从桌上取岀毛笔，把错字、白字一一改过。
想想我白天教课，晚上学中文，工资比别人少一半，还要读书做笔记，这么努力，得到的还是父亲严厉的批评。
我的心里很委屈，回到自己的屋里，哭得很伤心。
然而，更加严苛的还在后头。
为了让我继续深造，我停了俄语教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但困扰我的仍是学习中文。
第一学期考试临近了，所有同学都在紧张地复习讲过的课本知识，只有我还在整天抱着字典认书中生字。
当试卷摆在我面前时，仍有不懂的地方，一点也没考虑，我就伸手取岀书包里的课本，对着查找起来。
没想到，这种表现在中国称为——“作弊”。
可想而知，我的考试成绩是门门不及格，作弊的行为也被报吿校党委，校党委一个电话打到中南海，第二天学校就接到了电话。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她不够党员标准，你们要严格要求。”
不仅如此，根据父亲的意见，在支部大会上，同学们热烈发言，纷纷批评我的作弊行为，最后取消了我预备党员的资格。
我接受不了这种惩罚，哭了好几天。
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在父亲眼里都是不行，他说要我接受思想上的改造。我无比困惑，我不明白自己还要改造什么？
和同学们谈过后，我才知道，在中国考试分数对学生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严格的。
于是，我下决心攻下中文。三年后，我终于成了班上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之一。
如果说作为国家主席的女儿，有一种特殊的话，那就是有更多的不自由。
一次期末考试刚结束，我看门门功课及格，心中一下轻松了许多，正好朱敏从苏联回来治病，我没有请假就去陪她了。
我们在北海划船、颐和园登山。没想到却缺席了学校的一场政治学习课，老师找不到我，又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南海。
当我赶到人民大学，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场批评会，并为此背上了一个“记过”处分。
不仅如此，回到家，父亲正脸色阴沉地等着我。面对父亲劈头盖脸的指责，我终于按捺不住了，冲父亲大声哭喊起来。
考试早结束了！我不过是和朋友玩一玩，为什么要给我记过处分？凭什么说我是资产阶级？我一直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根本没见过资产阶级是个什么样子!
我声泪俱下哭诉着，父亲再也不是我童年眼中的那个和蔼亲切的父亲了，他只剩严厉、苛刻。
我是他的女儿，是人，不是木头，父亲的慈爱都到哪去了？
我不懂究竟是父亲变了，还是自己变了。
9
磕磕碰碰的三年大学终于毕业，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沉默、谨慎，又有些忧郁。
父亲对我经常性的批评，让我变得得谨小慎微。我说不清自己是更成熟了，还是更世故了。
我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特别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时刻都在担心是不是违背了父亲的要求。
当别人都因为我的身份不敢接近我的时候，我内心也在忍受着莫大的孤独。
费尔南多不在我身边，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自己心中的苦涩，更不能责备父亲对我严格的要求。
在家里我听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父亲讲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不容任何人违背的，在原则之下，无论是谁，全部只能是服从，再服从。
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品味得到。
好在我工作后，经常要到许多地方的工厂、农村搞调査。父亲很喜欢听我讲这些来自一线的情况。
我每次出差都认真做笔记，回来向父亲仔细汇报，父亲认真听后，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这样温馨的时刻并不多。
有一天，我回到家，见父亲沉着脸不说话，便回到自己的房中，取出一本俄文小说读着。
继母走进来，竟然对我说，父亲要过问我的婚姻大事。
我和费尔南多分别几年了，虽常常接到他的来信，但千里之遥，不能相见。我总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
绝望之中的我曾写信告诉费尔南多，让他再去找一位好姑娘吧。
我知道，任凭我们如何思念、如何努力，这段缘分已不可挽回了。
我回国以后，也有许多的追求者，但我的心就如一潭死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会爱了。
父亲之前和我提过几次，但我都以沉默应对，这次叫上继母，想必是要认真谈了。
果然，光美妈妈刚说完，父亲就问我怎么想。
光美妈妈和父亲
我知道不能再拖，对父亲大胆说：我有两个意见，第一，我要与费尔南多生活，你们答应他来中国 ……
不等我说完，父亲生气地用手拍着桌子：“不行！告诉你这根本办不到！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想着他。”
我一下泪如泉涌，继母赶紧劝父亲别发火，父亲站了起来，来回踱步。
我回国后，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给儿子起名“索索”，这是丈夫姓中的一个字。
刚开始，我们还能相互通信，寄照片，他甚至给孩子寄东西，我们还约好在边境见面，但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父亲似乎也觉得，不该发那么大火，又解释说我和费尔南多不合适，我还太年轻，不懂生活的复杂。
父亲继续说教，要我找一个政治上好的人，说：“看巴彦孟和就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了。”
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父亲已经为我物色了合适的人选。
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他为我安排工作、学习，安排行为、思想，甚至安排该和谁组成家庭！既然如此，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我哭泣着，心中一片混乱。
尽管我已经和父亲说了，我们没有感情。但父亲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岀去。
很快，我与巴彦孟和结了婚。
巴彦孟和是位生长在内蒙古的达斡尔族人，他质朴、感情细腻、性格内向，对我也备加爱护。然而，我仍忘不了费尔南多。
几年后的一天，费尔南多来信了。
信中说，他已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希望我生活幸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拿着信冲进卫生间，控制不了地大哭，我不知道涌流的眼泪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是一种绝望和痛苦。
现在，费尔南多结婚了，我的爱已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收拾费尔南多和其他苏联朋友的信函，将它们一一整理好，然后搬来一个火盆，将那些信函，包括通讯地址全部付之一炬。
我要将所有对往事的记忆，同那些信函一起抛进火盆烧成灰烬，我永远不想重温那个多彩、甜美的梦。
10
1958年，响应国家指示，我和丈夫回到了蒙古老家支边，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历经了许许多多人生磨难的我，对生活的理解仍然简单，我并不清楚自己下放边疆的实际内涵。
对我来说，并没有留恋大城市的享乐意识，我已漂泊过了许多的地方，从北京到内蒙古，犹如从汉口到延安，从莫斯科到北京，不过是生活内容有所改变罢了。
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按照父亲的要求，响应党的号召，是我必须履行的义务。
当我报名下放的消息传出，综合局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少奇的女儿都报名了，我们还等什么！报名。
临别时，父亲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宴，欢送我们，要我去内蒙古慢慢提高自己。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分配给我两间土坯小屋，我把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件简单的家具放进去，便成了家。
自治区计委对我们自然十分欢迎，小土屋每天也是人来人往。我也很快和几个女同志成了知己，从生活到工作、从丈夫到孩子无话不说。
新工作很辛苦，要经常下乡，我一直记得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说的话：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很艰苦。
父亲不给我们兄妹写信，但我每月都给他写，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也谈一些对形势的认识看法。
父亲和我
有一年，接连数日的瓢泼大雨致使内蒙古发了大水，呼和浩特也被淹了大半，我的小土坯房泡在水里。
这次我在信的末尾，诉说了自己心中的忧伤：许多人吃不饱，小土坯房被淹，孩子营养不良。
那封信发岀之后，我意外接到父亲的一封回信，但上面写着：你是革命者的后代，现在吃苦不算什么……
这些道理我都懂。
因为缺少营养，我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发亮，按下去的手印留下一个坑，经常在工作中昏倒。但我仍主动将配给的一天五两粮食拿岀一两退还给国家，只领取四两。
我知道节省下来的一两粮食对我和孩子是多么的珍贵，但我更知道自己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应把困难留给自己。
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向父亲讲过一句苦。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被儿子英英所在学校叫去，说孩子病了。
我把英英接回家，一连几天孩子不吃不喝，去了几家大医院，确诊孩子的病是急性黄疸肝炎，危在旦夕！
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但是没有肝炎病人急需的药品——那都是国家控制配给的。
怎么办？
我拖着浮肿的双腿，到处跑着找药，然而得到的都是一个答复：肝炎药品急缺，只能按规定供给。
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在极度绝望之中想起了父亲，只有父亲能救我的孩子了!
我跑到长途电话局，拨通了北京家中电话。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自己克服困难！
电话挂断后，我仍像傻子一样拿着电话站在那里，心里全空了……
没有一丝力气的我回到医院，病床上的儿子已奄奄一息。我肝胆欲裂，那是我的骨肉，一个母亲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呢？
我彻夜未眠，一大早儿就冲进了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办公室，用虚弱、颤抖不停的手拨通了父亲办公室的内线电话。
我一整夜早想好了两句话，冷冷地对父亲说：“英英不行了……如果他死了我就永远……”
没等父亲回答，我便放下电话，头也不回地走出自治区主席办公室。
这时，我已是泪流满面。
很快，我接到父亲寄来的药品和一小盒营养品，儿子得救了。
这也是我和我的儿女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受的“特权”。
11
内蒙古如此，其他地方也好不了，不少农村发生了饥荒，出现了大量 “非正常死亡”。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父亲，心情怎能不沉重。
1961年，我出差到了北京。父亲知道我回来，中午兴冲冲赶回家，吩咐食堂师傅多加一个菜，要和我共进午餐。
在福禄居，所有的孩子都去大食堂吃饭，一般不允许同父亲一起吃饭。这次我从内蒙古回来，算是例外。
家里人难得看到父亲笑，自然都很高兴。我坐在餐桌旁，卫士端来一小碗胡萝卜炖牛肉。父亲对我说，你尝尝这个。
在内蒙古吃不上肉的我，立刻像孩子似的吃起来，香得放不下筷子。父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了笑，说：“你吃，你吃。”
卫士看见了，不住地给我使眼色，我一下反应过来，父亲还一口没吃呢。可再看看小碗，里边只剩下一个菜底，心里一阵不自在。
饭后，食堂师傅才告诉我，其实父亲也很久没吃过肉了。
好不容易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但很快，噩梦传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曾存在一种盲目的革命热情。还接受内蒙古一些革命群众的委托，到北京帮他们送材料。
当我回到内蒙古后不久，情况就急剧变化。
从北京传到内蒙古的大字报、传单中，掲发我父亲的“罪行”也越来越多。突然袭来的骤风暴雨，把我打懵了。
父亲为革命呕心沥血几十年，怎么一下子……
我糊涂了！我想不通！
造反派开始在我家院墙上贴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标语，非法对父亲和光美妈妈进行批斗。
内蒙古的大街上，很快贴上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不让我工作，关进隔离室，逼迫我交代父亲的“罪行”和还有里通外国的特务活动，不交代就批斗。
不仅如此，大儿子被开除军籍，二儿子被强迫下乡劳动。还有人说我不满10岁的女儿写了反动标语，常常被打被骂，孩子不成人样，又瘦又脏。
在我苦苦哀求下，总算让我把孩子带到隔离室待在一起。
1969年11月12日，父亲含冤死去。他的遗物，也被警卫战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衣物而焚烧了。
父亲死了两三天后，才有人告诉我消息，我躲在被子里哭，不能太大声，一直哭，哭了两天两夜。
12
我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后下放到农村改造，后来返回灯泡厂，负责打扫厂里的厕所和拉车。
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身脏土，满脸汗水，双手常常被破玻璃割破，那些纱布从来没有取下过。
工人们远远地偷偷观察着我，这个大人物的女儿现如今成了 “劳改对象”，感到那么新鲜和不可思议。
人人都会有父亲，而自己的父亲是刘少奇，并非我的选择。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我和家人受到的挫折和摧残，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大哥被折磨致死，他从苏联回来后，成了新中国的核专家，是父亲最得意的孩子。
弟弟毛毛被无辜地抓进监狱，平反出狱后，身体和精神长期被摧残，不久而死，年仅45岁。
父亲和弟弟刘允若（毛毛）
弟弟在北京读完高中后，完全是凭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
求学期间，他遇上一位十分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俩人相爱后，他写信告诉了父亲，希望得到家里同意，让他们结婚。
父亲大吃一惊，他明白了，弟弟不再提回国的事，原来是因为一个俄罗斯姑娘！
在父亲的干预下，1960年6月，未完成毕业考试的弟弟回到北京。他没有想到，这便是与心爱的姑娘永远地分别了。
为了能和恋人再见，痴情不改的弟弟哭着求父亲，但父亲还是坚持，不准儿子去，也不准女孩来。
弟弟随后被送往部队进行思想改造，他不再说话，一个人常默默躲在人群外，他不清楚是他抛弃了生活，还是生活抛弃了他。
他只有以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消耗自己，让那已十分脆弱的神经变得麻木。
固执的弟弟直至45岁去世，也终身未娶，那俄罗斯姑娘也一直苦等了二十年才结婚。
其他年幼的弟妹，面对家庭的突变，朋友的疏远，人们的歧视或恶意捉弄，对心灵的伤害也是终身的。
1979年4月10日，对于我来说终生难忘，接到平反通知后，我跑到家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可惜，父亲，哥哥，弟弟都没能看到这一天……
我和丈夫沃宝田，相扶走过晚年
第二年，我调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外语教授，年轻时积累的俄语专长终于得到发挥，翻译出版了很多俄语小说、影视教材。
1993年我有幸重返莫斯科，找到原来住的地方，上学的地方彻底变了，同学们都不在了，费尔南多也没有了。
五年后，我又去，不死心啊，觉得无论死活，好歹也要见一面，就算不是夫妻，也是同学啊。
同学的女儿帮四处打听，才得知费尔南多早在六十年代就去世了，车祸，很惨。
我当场就哭了。
想起年少时，我第一次好奇走进舞厅，看到一个英俊的西班牙男孩正在翩翩起舞。一曲终了，他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说：
“你好，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