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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琴:我7岁被卖做童养媳,获救后才知道父亲是刘少奇

今天上午特别去了趟南小珠帘胡同,想找一下北京特有的历史遗留。

导航在一个胡同口绕来绕去,就是到不了目的地。

只好下车挨个询问,刘少奇故居怎么走?

年轻的人都说不知道,一个78岁的大爷告诉我,早拆了。

不仅故居拆了,就连南小珠帘胡同也拆了。看来那些知名的历史,也随之慢慢变淡,消失了。

公开资料显示,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长女刘爱琴最为传奇。

她出生即被交给汉口一户工人家庭抚养,7岁又被卖做童养媳,11岁才被接回延安和父亲团聚。

一年后就送到莫斯科学习,而后十年间,她经历了异国残酷的战争,也遇到了浪漫的爱情。

但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女儿,却不得不放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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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岁那年的春天,日军飞机正在轮番轰炸汉口,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劈柴。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只听见有人叫喊——女儿。

我心里一惊,是妈妈!

果然,妈妈和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了门前。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紧紧抱着妈妈的双腿。

 

妈妈蹲下来搂着我,用那双粗糙的手给我擦眼泪,说这次就是来带我回家的。她看起来更加憔悴了,又黑又瘦的。

屋里的婆婆闻声而出,妈妈赶紧朝旁边的叔叔点了点头。

叔叔三十岁左右,身穿深蓝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很整洁也很亲切。他和婆婆比比划划、嘀嘀咕咕了很长一段时间。

婆婆阴沉的脸,慢慢出现了笑意。她转身进屋,拿出来一身半新的衣裤给我,假惺惺说舍不得我就这样子走。

这张可怕的脸,我死都不想再见了,拉着妈妈赶紧离开了这个“地狱”。

拐过路口时,见有家照相馆,叔叔说要给我照张相。

我长这么大,从没照过相,也不知道什么是照相。那天,我照了这辈子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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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从照相馆出来,叔叔先带我和妈妈住进了一家旅馆,叫妈妈领我去洗澡、剪头发,给我买来一身漂亮的学生装换上。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裳,睡觉也舍不得脱。

而住在隔壁的叔叔,每天总是早出晚归,似乎很忙。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我很奇怪,叔叔这么忙,妈妈为什么不带我回家,而要住在旅馆?

这天,叔叔和妈妈把我拉到身边,告诉了我一件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1

叔叔指着妈妈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亲妈妈……”

我顿时目瞪口呆,心里一团乱麻,只听见叔叔说我的亲爹在很远的地方,他是专门来接我的。

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感涌上来,我顿时明白了,一下惊叫起来:“妈,你是不是又把我卖到什么地方!”

我紧紧抓住妈妈,求她带我回家,不要再卖我了。

从我五六岁记事,我们一家四口人就在贫困中挣扎。父亲是个打零工的工人,妈妈替人缝补浆洗,挣钱糊口,我和弟弟负责捡垃圾、煤核、野菜。

我身体弱,经常有病,一发起烧来,妈妈只能抱着我哭,她待我比弟弟还好,有了吃的也总是紧着我。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有段日子,我们住在汉口近郊的一处破阁楼里。

阁楼四壁残破不堪,到处漏风,里面还住着很多穷人,晚上大家挤缩在一起,白天各自出去或找活儿或讨饭。

有次半夜里,我发起高烧,身上出了麻疹。妈妈想留在家里守着我,可又得出去找生计,就哄我说,干完活回来给我买一根油条吃。

我自己瘫在草铺上,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妈妈才回来,她一进门就赶忙过来摸我的额头,见不那么烫了,才长吁一口气。

妈妈看看我,又望望边上的弟弟,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凉凉的。

我明白了,她一定又没找到活干,哪里还会有油条呢?

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父母带我们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的老家,只有70多岁的奶奶守着的一间破房子。

8岁那年,奶奶饿得剩一把骨头,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天,妈妈把我叫到身边,说明天送我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饭。

我哭着闹着喊着不肯去,可日子轮不到我说了算。

妈妈前脚把我送到,转身出门,“亲戚”后脚就扔给我一把扫帚“干活”。

从此天不亮,她就吆喝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身上到处是黑紫蓝青的伤痕。

小时候妈妈给我扎了耳朵眼儿,戴着一对小耳环,她专挑我耳朵揪,耳洞都拉豁了,流血化脓,疼得我哇哇直哭。

做女奴还不是最可怕的,我其实是他们家买来的童养媳。

好巧不巧,我去没多久,那个才1岁多的“丈夫”就出天花死了。婆婆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害死她儿子,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

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让我的神经极度紧张,得了遗尿症。婆婆只要发现我尿床,就逼我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婆婆家的院角有口深井,井口上没有辘铲,有次我去打水,一阵头晕眼黑,连人带桶,“咕咚” 一声掉进井里。

我被捞出来后,一连烧了好几天,昏沉中,常梦到婆婆打我,不时发出骇人的惊叫。我真恨不得掉在井里淹死算了,免得活受罪。

可我如今刚逃离魔窟,妈妈怎么狠心又要把我卖了!

2

看着紧张痛哭的我,妈妈向我道歉,说过去都是她不好,这次绝不会卖我。

妈妈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是我的奶妈,叔叔讲的都是真话,以后见到亲爸爸,就再也没人欺负我了。

她蜡黄的脸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我又转过头去望着旁边的叔叔,他只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看起来像真的。

奶妈离开后,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个阿姨抱着我亲了又亲,说我长得真像我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救我的人是周恩来伯伯

他们只说我的父亲在延安,那我的母亲在哪里呢?怎么没人提及。

不久后,几个跟我一样,亲人在延安的孩子也陆续来到这里,一天夜里,我们坐上了一列火车,由武汉发往西安。

我们上的是货车厢,里面有许多用稻草覆盖着的大木箱子,不知道装的什么。大人嘱咐我们,如果有人查问,就躺在箱子上装睡,不要动。

可我躺在封闭货车的木箱上,怎么也睡不着。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为什么离我那么远?为什么要把我送人?

这一切一切的疑问,在火车轰轰隆隆中,越想越沉重。

我们下了火车后,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的妻子熊阿姨见我又瘦又小,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了一周。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为我加强营养,鼓励我到院子里锻炼身体。虽是短短几天,但我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临别时,熊阿姨告诉我,这次到延安只能见到父亲,因为我的母亲何宝珍4年前就牺牲了。

熊阿姨曾和母亲一起被抓入国民党的监狱,她鼓励我要努力锻炼身体,将来像牺牲的妈妈一样坚强。

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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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妈妈

离开西安后,汽车一路向北,在那黄褐色的世界里,沿途开着一种花,红白相间,显得异常的耀眼和美丽。

我好奇问身边的叔叔,这是什么花,为什么那么好看?

叔叔说那是罂粟,虽然好看,但是有毒。这些是当地军阀强迫老百姓种的,我不明白这么美丽的花怎么会给人带来灾难。

三天后,黄土地上似乎少了些什么,有梯田,但却看不到房子,只见一个个土丘的窟窿处,有人进进出出。

我心里很好奇,没有房子,人们住哪里?

一问,原来人们就是住在那窟窿里,这叫窑洞。

汽车继续行驶七天,终于开进了延安城,一排排的窑洞很整齐,很多人在一个山坡上的院子里等着我们。

刚下车,就有穿军装的人笑着对我们说:“喂,小鬼,从敌占区来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敌占区,就说从武汉来的。原来武汉在我离开不久后,就被日军占领了。

我在人群中寻找,谁是我的父亲呢?一想到见面的场景,我就很兴奋。

可同我一起来的小朋友都陆续被接走了,最后只剩下了我自己,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过了几天,我正准备吃晚饭,外边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有人来接我了。

我赶紧放下饭碗,跟着叔叔来到了一排窑洞前,只见门外的土台上拴着两匹马。叔叔告诉我,父亲就在屋里开会,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

窑洞里一直有人出出进进,我却不知道有没有我父亲。每见着一个人,我都仔细盯着瞧。

不一会儿,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脸很清瘦。

他身上穿着身干净的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胳膊上佩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袖章,脚穿草鞋,打着绑腿。

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就是我的父亲。

还没等我问,他就大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爱儿,你来啦。”

他就是我的父亲刘少奇。

 3

我站在那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事先想好的话,都不知哪儿去了。

带我来的叔叔捅了捅我,低声说:”快叫爸爸。”

我仰起头望着他,嘴张了张却叫不出口,又赶紧低下头。父亲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领着我进了窑洞。

坐下后,他把我搂在怀里,我感到这样很别扭,身子一个劲儿往外翅。

父亲也不管我,笑着自言自语:”太瘦了,太瘦了。”

旁边的一位叔叔问我几岁了,我紧张了好一会儿才能开口说话,就只蹦出来三个字:不知道。

周围的人哄地笑了,父亲也笑,说我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

看到大家都在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委屈,“哇”一声就开始哭。

他们马上不笑了,整个窑洞的气氛都变了。

父亲说我吃苦了,他都知道。他还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哥哥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来,弟弟还没有找到。

我这才知道,为了革命,母亲生下的三个孩子,她都没有机会带,只能找关系可靠的工友送养。

像我刚送到养母家时,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能过得去。后来关系断了,奶妈不得不送我去当童养媳。

想到还没找到的弟弟,我的心里不免也担忧起来,他的养父母又会怎么对他呢?

父亲讲完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

那时我并不懂这话背后的含义,也不明白这话的分量。

夜深了,看我困了,父亲铺好被子让我先睡。等我躺下,他又坐在桌旁,开始写东西。

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睁眼一看,父亲仍然坐在桌前,小油灯还亮着。

不久,哥哥也被接到了延安。哥哥寄养在大伯父家,但父母长期失联,他如被人遗忘了一般,在老家成了一个长工、放牛娃。

哥哥来到后,我们一起进了延安保育小学,我上一年级,哥哥上了三年级。

由于日寇飞机经常轰炸,我们无法在教室里上课,常常挎着马扎,到宝塔山下、延河边上去上课。

但我没想到,连这样的日子,也这么短暂。

1939年暑假,在我们准备返回学校的那天下午,父亲告诉我们,周恩来伯伯要去苏联治臂伤,他决定让我们一同跟着去苏联学习,第二天就要启程。

第二天清晨,父亲来为我和哥哥送行,他站在人群中望着我们兄妹。

相聚仅一年,父亲教我骑马、爬山、吃他最爱的小米饭,教我做人的道理,一切才刚刚熟悉,转眼又要分离。看着父亲瘦高的身影,我哭了。

这一走,我们父女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4

1939年底,我们到了苏联,莫斯科的冬天比延安还寒冷,但孩子们的心却欢欣鼓舞。

我们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这里的孩子小的3岁,大的14岁,所有女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内衣,想起过去,简直天壤之别。

我也很快过了语言关,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结识了各国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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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冬,我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但这样的美好没能持续多久,1941年6月22 日,德国法西斯就对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

突然爆发的战争,震惊了苏联,我们学校自然也无法幸免。

整个伊万诺沃市日夜在工作,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女和老人也到工厂去做工。

大大小小的工厂,炉火熊熊燃烧,铁锤伴着机器轰鸣,不分昼夜地制作前线用的枪支、炮弹和各种军需用品。

沿着街道两侧,到处都有穿军装的人,市里的医院也躺满了从前线撤下的伤员。

儿童院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乱了,十几名大孩子报名上了前线;哥哥他们去兵工厂造武器,挖战壕工事。

像我一样年龄小的同学,也开始为支援前线参加劳动。

在附近的集体农庄,我们负责收麦子、土豆、胡萝卜。一双双小手冻裂流血,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疼,这和曾经被虐待是不一样的。

我主动申请到伊万诺沃纺织厂参加劳动,为前线做军衣、帐篷,申请到森林去伐木,到市内的医院救护伤员。

医院里,充满了呻吟、死亡、鲜血,到处可见裂开的伤口,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血腥臭味,一张张没有血色的脸扭曲着。

由于药品和床位短缺,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伤口淤血化脓,残废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

我只能一刻不停地抱着一堆又一堆带着脓血的绷带,在水池里洗。手泡得发白掉皮,也不停;一有空闲,我就去给那些伤员唱歌,帮他们写信。

战时的冬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漫长。

德军对莫斯科的围困,中断了物资的运输,冬季取暖的木柴全部送到了前线。儿童院粮食紧缺,更别提取暖了。

有时睡觉的被子被冻在了墙上,每个同学的眉毛和脸上都有一层白白的霜。教室的墙壁上也冻着冰,钢笔的墨水也全被冻住,我把钢笔放进自己的衣服里,用体温暖化,再取出来写字。

为此,前胸和肚皮常常被墨水染得一塌湖涂。但我才不管脏不脏,能写字就行。

意志能驱散一个人的软弱,但却驱散不了饥饿,我们每天只能分到几粒手指肚般大小的土豆。

小时候挨饿,我不懂为什么,再一次尝到这种可怕的滋味,我知道是战争带来的灾难。

那年的新年,学校给每人发了半块巧克力,我的一领到就吃了。哥哥却没有吃,他用纸包好,给我送来,还说他不爱吃这个。

那时我太年幼,信以为真,一把抓起放在嘴里,摇头晃脑嚼了起来。

战争漫长又煎熬,每个人都在战争中成长,我们开始了生产自救,开荒种地,一直坚持到1945年,苏联红军打到柏林。

苏联本土暂时恢复了战前的平静,学校复课,我也迎来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5

我离开儿童院,去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深造,新生报到处,一片繁忙。

我在人群中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但这里全是一色的深眼窝、高鼻梁,没有一个东方面孔。

我有些沮丧地靠着墙边等着,直到喊我的名字,才抱着通知书和简历表跑过去。

当我向老师自我介绍完后,只见身边一个人在侧目望我。等我挤出人群时,他也跟着我一同挤出来。

这个男生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

回过头,我看到一个长着栗色头发的男孩望着我,我冲他友好地笑笑,继续往前走。

他可能是受到我的鼓励,紧跟两步上前,问我是不是国际儿童学院过来的,他听我介绍时提了一下。

男孩很高兴地自我介绍,他也是从国际儿童学校来的。我们面对面站着,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聊得很畅快。

他是西班牙人,但没来及介绍名字,我就跑进了体检中心,只听见他在身后说:

“喂,中国人,请问姓名,分在哪一个系?”

新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很快有了新的同学。半年很快过去,我们也迎来第一个和平的新年。

学校礼堂的新年舞会里,一片欢声笑语,我在同学的邀约下,也放下手中的书,来到了礼堂。

在“喀秋莎”的乐曲中,年轻人翩翩起舞,我一眼就看到那个英俊的西班牙少年,他正和一位姑娘跳舞,漂亮优雅的舞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一支曲子奏完,他竟然朝我走了过来,我的心狂跳起来,他彬彬有礼说:

“你好!中国人。”

命运又一次邂逅,两颗懵懂的心走在了一起。

他叫费尔南多,在无电线系就读,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革命中牺牲了,他是跟着姨妈在苏联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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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幽默又奔放,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和身份,也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认定了对方,就这样恋爱结婚了。

费尔南多不知道自己的岳父是谁,也不知道岳父将会对这段婚姻做出何种要求。我曾经想过,丈夫将来要是回西班牙,我就跟他去。

他也说,如果将来我回中国,他就跟我走。

但我不知道,事情并非像我想得那么简单。

6

1949年7月,苏联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中共中央代表团来访的消息。

我指着报纸上消息,告诉费尔南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是我的父亲,你应该去见见他……

还没说完,费尔南多大笑起来,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被他笑愣了,认真告诉他这是真的,而且我还没有把我们俩的事告诉父亲。

这回轮到费尔南多发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娶的竟然是位“公主”!

他这才想起结婚时,姨妈的忠告,你们不仅有不同的国籍,另外,你对妻子的家庭了解吗?不要被感情取代了理智。

姨妈当时没有明说,但姨妈应该是想到了一些。事已至此,费尔南多决定跟我一起去见父亲。

父女第二次相见,又是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头发比从前白的更多了,可他依然神采奕奕。

他只是十分简单地询问了费尔南多的家庭及个人情况,并用一种命令加征询的口气,请他同意留我陪自己住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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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访问苏联期间跟我和大哥的合照

父亲在苏联活动日程排得十分紧张,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同他好好谈谈家事。

我当时回国决心已定,只是担心费尔南多能否同行。回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父亲仍没有对我和费尔南多的去向表明态度。

自从费尔南多见到父亲那天起,他就不常笑了。我发现他开始经常盯着天空发呆,人也瘦了。回国这件事成了压在他心里的大石头。

那天,我一直等到很晚,父亲才回来,我直截了当地硬着头皮问,费尔南多能和我们一块儿回国吗?

父亲听到我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犹豫,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费尔南多跟我一道回国。

父亲说一是担心费尔南多适应不了中国文化,他更担心西班牙国家制度,和我们将要建设的新中国制度是不一样的,父亲说必须要为我的政治负责。

我不明白,虽然丈夫是西班牙人,但他也是共产革命者的后代,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相爱。

“你首先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父亲语气坚决,背过身去,不去看我。

我回到房间,蒙上被子失声痛哭,不知哭了多久。突然有一双大手在抚摸我的头,我睁开眼, 父亲坐在床头望着我,外面天已经亮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下子击倒了我,我开始发高烧。父亲每天都来看我,却丝毫不肯让步。

我们都不理解两国、两党间的微妙关系,那是政治家才会关注的事。

费尔南多请求姨妈出面交涉,姨妈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但没想到,姨妈也从政治角度考量,用冷漠的态度回绝了。

我想不通,费尔南多也绝望了,当时我已经身怀有孕。

我们只好约定,我先回国,之后一定想办法让丈夫来到中国团聚。

7

1949年8月底,我乘坐父亲代表团的专列,离开生活十年的苏联,踏上熟悉又陌生的故土。

火车徐徐驶进了站台,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已在迎候父亲归来,父亲微笑着同大家亲切握手。

我跟在父亲身后,心中沸腾着激动和喜悦。

周恩来伯伯看见我后,先走近前来问候我,他笑呵呵地说:“嘀!爱琴长大了!欢迎你回国!”

我刚回答完,就见父亲朝站台一侧走去,拥抱了一位长相俊秀的中年妇女,转过身对我说:爱儿,见见你的妈妈。

这是我的继母王光美,身后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那是我的弟弟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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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美妈妈,父亲和我

弟弟3岁时,母亲就被捕了,奶妈等了一个月也没有人来接孩子,她害怕和共产党人扯上关系,只能将弟弟过继给贫民窟的一家工人。

弟弟和我一样,也一直以为养父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养父有点钱就喝酒,醉了就打孩子,弟弟只能上街捡垃圾充饥,后来开始在灯红酒绿的上海乞讨。

上海沦陷后,弟弟又到日本人的工厂做童工,经常被工头打,直到日本人投降,15岁的毛毛弟弟才重新做了报童。

一年后,父亲才辗转找到毛毛,长期的乞讨和童工生涯,让毛毛变得勇敢、坚毅,又敏感、孤僻。

弟弟被找到后,一直在父亲身边。父亲对他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付岀的心血也最多,但也是最令他伤心的。

回国后,我就住进了中南海父亲的家。

房子有些老旧,空旷的大房间四壁粉刷得很白,中国式建筑的门窗都很大,屋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木椅,屋角有一个洗脸架,上面放着一个脸盆。

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整齐、简洁,只是我一人住在里面,只觉得寂静清冷,心里不时想到异国的费尔南多。

自从回国后,我很少讲话,常常盯着窗外的景色,一盯就是很久。

父亲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也怪我的幼稚和任性呢?

一天清晨,只听见父亲对继母说:爱琴从小没在我身边,身上有不少弱点,现在她回来了,要好好教育她。

继母理解父亲的苦心,笑着安抚父亲,孩子从小吃苦,好容易回来了,一切慢慢来。

显然父亲不希望慢慢来,他下命令道:“先把她衣服换一换,像什么样子。我今天要送她去学校,她将是一个普通的教师,穿着要朴素。”

回国前,父亲让我做两套衣服回国时穿,我做了两套西装裙衣,父亲看到就不满意了。

我不情愿地脱下那套西服裙装,按照父亲的意思穿上了列宁服,偏襟、吊兜、腰间有个布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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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师大女附中留影

然后随父亲走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室,规规矩矩听父亲对校长提要求。

父亲说我在学校有两个任务,就是教俄语和学习中文。不要因为我是主席的女儿,就对我迁就。

他的语气很严厉,像是对小学生讲话的语气,我有些不自在。安排完教学任务,刚说到工资,父亲立刻接着说“工资,可以给她够吃饭的钱。”

一位老师好心建议,俄语教师工资按课时标准是每月800斤小米。

“不行,给她够吃饭的就行了。”父亲很坚决地补上一句。

从师大女附中回来后,我觉得不公平,同样的工作,为什么父亲只许我拿别人工资的一半?

想了好几天,终于忍不住问,父亲给我解释,我刚回国,工作不如其他人熟悉,另外还要继续学习中文,工资方面不能同别人相比。

我虽然还不是不明白,刚想解释,父亲一句话回绝了我——”你是我的女儿,要首先替国家着想,这是你的义务。”

看来,我要先适应主席女儿的身份,别无选择的余地。

8

我的中文水平很低,一天我拿着学生名册,竟发不岀一些人名的读音。

父亲知道后让我住到教师宿舍去,多些时间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找来很多著作,让我学习做笔记,并记录心得。

有个周末回家,我很开心将一篇学习心得拿出来给父亲看,我觉得自己写得不错,没想到父亲只看了几行,眉头就皱起来。

父亲的严厉常令我心中发憷,他指出了其中的四个错别字。

看着一脸沮丧的我,他这才从桌上取岀毛笔,把错字、白字一一改过。

想想我白天教课,晚上学中文,工资比别人少一半,还要读书做笔记,这么努力,得到的还是父亲严厉的批评。

我的心里很委屈,回到自己的屋里,哭得很伤心。

然而,更加严苛的还在后头。

为了让我继续深造,我停了俄语教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但困扰我的仍是学习中文。

第一学期考试临近了,所有同学都在紧张地复习讲过的课本知识,只有我还在整天抱着字典认书中生字。

当试卷摆在我面前时,仍有不懂的地方,一点也没考虑,我就伸手取岀书包里的课本,对着查找起来。

没想到,这种表现在中国称为——“作弊”。

可想而知,我的考试成绩是门门不及格,作弊的行为也被报吿校党委,校党委一个电话打到中南海,第二天学校就接到了电话。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她不够党员标准,你们要严格要求。”

不仅如此,根据父亲的意见,在支部大会上,同学们热烈发言,纷纷批评我的作弊行为,最后取消了我预备党员的资格。

我接受不了这种惩罚,哭了好几天。

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在父亲眼里都是不行,他说要我接受思想上的改造。我无比困惑,我不明白自己还要改造什么?

和同学们谈过后,我才知道,在中国考试分数对学生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严格的。

于是,我下决心攻下中文。三年后,我终于成了班上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之一。

如果说作为国家主席的女儿,有一种特殊的话,那就是有更多的不自由。

一次期末考试刚结束,我看门门功课及格,心中一下轻松了许多,正好朱敏从苏联回来治病,我没有请假就去陪她了。

我们在北海划船、颐和园登山。没想到却缺席了学校的一场政治学习课,老师找不到我,又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南海。

当我赶到人民大学,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场批评会,并为此背上了一个“记过”处分。

不仅如此,回到家,父亲正脸色阴沉地等着我。面对父亲劈头盖脸的指责,我终于按捺不住了,冲父亲大声哭喊起来。

考试早结束了!我不过是和朋友玩一玩,为什么要给我记过处分?凭什么说我是资产阶级?我一直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根本没见过资产阶级是个什么样子!

我声泪俱下哭诉着,父亲再也不是我童年眼中的那个和蔼亲切的父亲了,他只剩严厉、苛刻。

我是他的女儿,是人,不是木头,父亲的慈爱都到哪去了?

我不懂究竟是父亲变了,还是自己变了。

  9

磕磕碰碰的三年大学终于毕业,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沉默、谨慎,又有些忧郁。

父亲对我经常性的批评,让我变得得谨小慎微。我说不清自己是更成熟了,还是更世故了。

我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特别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时刻都在担心是不是违背了父亲的要求。

当别人都因为我的身份不敢接近我的时候,我内心也在忍受着莫大的孤独。

费尔南多不在我身边,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自己心中的苦涩,更不能责备父亲对我严格的要求。

在家里我听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父亲讲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不容任何人违背的,在原则之下,无论是谁,全部只能是服从,再服从。

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品味得到。

好在我工作后,经常要到许多地方的工厂、农村搞调査。父亲很喜欢听我讲这些来自一线的情况。

我每次出差都认真做笔记,回来向父亲仔细汇报,父亲认真听后,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这样温馨的时刻并不多。

有一天,我回到家,见父亲沉着脸不说话,便回到自己的房中,取出一本俄文小说读着。

继母走进来,竟然对我说,父亲要过问我的婚姻大事。

我和费尔南多分别几年了,虽常常接到他的来信,但千里之遥,不能相见。我总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

绝望之中的我曾写信告诉费尔南多,让他再去找一位好姑娘吧。

我知道,任凭我们如何思念、如何努力,这段缘分已不可挽回了。

我回国以后,也有许多的追求者,但我的心就如一潭死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会爱了。

父亲之前和我提过几次,但我都以沉默应对,这次叫上继母,想必是要认真谈了。

果然,光美妈妈刚说完,父亲就问我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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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美妈妈和父亲

我知道不能再拖,对父亲大胆说:我有两个意见,第一,我要与费尔南多生活,你们答应他来中国 ……

不等我说完,父亲生气地用手拍着桌子:“不行!告诉你这根本办不到!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想着他。”

我一下泪如泉涌,继母赶紧劝父亲别发火,父亲站了起来,来回踱步。

我回国后,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给儿子起名“索索”,这是丈夫姓中的一个字。

刚开始,我们还能相互通信,寄照片,他甚至给孩子寄东西,我们还约好在边境见面,但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父亲似乎也觉得,不该发那么大火,又解释说我和费尔南多不合适,我还太年轻,不懂生活的复杂。

父亲继续说教,要我找一个政治上好的人,说:“看巴彦孟和就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了。”

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父亲已经为我物色了合适的人选。

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他为我安排工作、学习,安排行为、思想,甚至安排该和谁组成家庭!既然如此,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我哭泣着,心中一片混乱。

尽管我已经和父亲说了,我们没有感情。但父亲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岀去。

很快,我与巴彦孟和结了婚。

巴彦孟和是位生长在内蒙古的达斡尔族人,他质朴、感情细腻、性格内向,对我也备加爱护。然而,我仍忘不了费尔南多。

几年后的一天,费尔南多来信了。

信中说,他已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希望我生活幸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拿着信冲进卫生间,控制不了地大哭,我不知道涌流的眼泪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是一种绝望和痛苦。

现在,费尔南多结婚了,我的爱已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收拾费尔南多和其他苏联朋友的信函,将它们一一整理好,然后搬来一个火盆,将那些信函,包括通讯地址全部付之一炬。

我要将所有对往事的记忆,同那些信函一起抛进火盆烧成灰烬,我永远不想重温那个多彩、甜美的梦。

10

1958年,响应国家指示,我和丈夫回到了蒙古老家支边,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历经了许许多多人生磨难的我,对生活的理解仍然简单,我并不清楚自己下放边疆的实际内涵。

对我来说,并没有留恋大城市的享乐意识,我已漂泊过了许多的地方,从北京到内蒙古,犹如从汉口到延安,从莫斯科到北京,不过是生活内容有所改变罢了。

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按照父亲的要求,响应党的号召,是我必须履行的义务。

当我报名下放的消息传出,综合局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少奇的女儿都报名了,我们还等什么!报名。

临别时,父亲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宴,欢送我们,要我去内蒙古慢慢提高自己。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分配给我两间土坯小屋,我把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件简单的家具放进去,便成了家。

自治区计委对我们自然十分欢迎,小土屋每天也是人来人往。我也很快和几个女同志成了知己,从生活到工作、从丈夫到孩子无话不说。

新工作很辛苦,要经常下乡,我一直记得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说的话: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很艰苦。

父亲不给我们兄妹写信,但我每月都给他写,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也谈一些对形势的认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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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

有一年,接连数日的瓢泼大雨致使内蒙古发了大水,呼和浩特也被淹了大半,我的小土坯房泡在水里。

这次我在信的末尾,诉说了自己心中的忧伤:许多人吃不饱,小土坯房被淹,孩子营养不良。

那封信发岀之后,我意外接到父亲的一封回信,但上面写着:你是革命者的后代,现在吃苦不算什么……

这些道理我都懂。

因为缺少营养,我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发亮,按下去的手印留下一个坑,经常在工作中昏倒。但我仍主动将配给的一天五两粮食拿岀一两退还给国家,只领取四两。

我知道节省下来的一两粮食对我和孩子是多么的珍贵,但我更知道自己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应把困难留给自己。

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向父亲讲过一句苦。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被儿子英英所在学校叫去,说孩子病了。

我把英英接回家,一连几天孩子不吃不喝,去了几家大医院,确诊孩子的病是急性黄疸肝炎,危在旦夕!

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但是没有肝炎病人急需的药品——那都是国家控制配给的。

怎么办?

我拖着浮肿的双腿,到处跑着找药,然而得到的都是一个答复:肝炎药品急缺,只能按规定供给。

茫然不知所措的我,在极度绝望之中想起了父亲,只有父亲能救我的孩子了!

我跑到长途电话局,拨通了北京家中电话。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自己克服困难!

电话挂断后,我仍像傻子一样拿着电话站在那里,心里全空了……

没有一丝力气的我回到医院,病床上的儿子已奄奄一息。我肝胆欲裂,那是我的骨肉,一个母亲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呢?

我彻夜未眠,一大早儿就冲进了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办公室,用虚弱、颤抖不停的手拨通了父亲办公室的内线电话。

我一整夜早想好了两句话,冷冷地对父亲说:“英英不行了……如果他死了我就永远……”

没等父亲回答,我便放下电话,头也不回地走出自治区主席办公室。

这时,我已是泪流满面。

很快,我接到父亲寄来的药品和一小盒营养品,儿子得救了。

这也是我和我的儿女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受的“特权”。

 11

内蒙古如此,其他地方也好不了,不少农村发生了饥荒,出现了大量 “非正常死亡”。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父亲,心情怎能不沉重。

1961年,我出差到了北京。父亲知道我回来,中午兴冲冲赶回家,吩咐食堂师傅多加一个菜,要和我共进午餐。

在福禄居,所有的孩子都去大食堂吃饭,一般不允许同父亲一起吃饭。这次我从内蒙古回来,算是例外。

家里人难得看到父亲笑,自然都很高兴。我坐在餐桌旁,卫士端来一小碗胡萝卜炖牛肉。父亲对我说,你尝尝这个。

在内蒙古吃不上肉的我,立刻像孩子似的吃起来,香得放不下筷子。父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了笑,说:“你吃,你吃。”

卫士看见了,不住地给我使眼色,我一下反应过来,父亲还一口没吃呢。可再看看小碗,里边只剩下一个菜底,心里一阵不自在。

饭后,食堂师傅才告诉我,其实父亲也很久没吃过肉了。

好不容易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但很快,噩梦传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曾存在一种盲目的革命热情。还接受内蒙古一些革命群众的委托,到北京帮他们送材料。

当我回到内蒙古后不久,情况就急剧变化。

从北京传到内蒙古的大字报、传单中,掲发我父亲的“罪行”也越来越多。突然袭来的骤风暴雨,把我打懵了。

父亲为革命呕心沥血几十年,怎么一下子……

我糊涂了!我想不通!

造反派开始在我家院墙上贴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标语,非法对父亲和光美妈妈进行批斗。

内蒙古的大街上,很快贴上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不让我工作,关进隔离室,逼迫我交代父亲的“罪行”和还有里通外国的特务活动,不交代就批斗。

不仅如此,大儿子被开除军籍,二儿子被强迫下乡劳动。还有人说我不满10岁的女儿写了反动标语,常常被打被骂,孩子不成人样,又瘦又脏。

在我苦苦哀求下,总算让我把孩子带到隔离室待在一起。

1969年11月12日,父亲含冤死去。他的遗物,也被警卫战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衣物而焚烧了。

父亲死了两三天后,才有人告诉我消息,我躲在被子里哭,不能太大声,一直哭,哭了两天两夜。

    12

我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后下放到农村改造,后来返回灯泡厂,负责打扫厂里的厕所和拉车。

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身脏土,满脸汗水,双手常常被破玻璃割破,那些纱布从来没有取下过。

工人们远远地偷偷观察着我,这个大人物的女儿现如今成了 “劳改对象”,感到那么新鲜和不可思议。

人人都会有父亲,而自己的父亲是刘少奇,并非我的选择。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我和家人受到的挫折和摧残,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大哥被折磨致死,他从苏联回来后,成了新中国的核专家,是父亲最得意的孩子。

弟弟毛毛被无辜地抓进监狱,平反出狱后,身体和精神长期被摧残,不久而死,年仅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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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弟弟刘允若(毛毛)

弟弟在北京读完高中后,完全是凭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

求学期间,他遇上一位十分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俩人相爱后,他写信告诉了父亲,希望得到家里同意,让他们结婚。

父亲大吃一惊,他明白了,弟弟不再提回国的事,原来是因为一个俄罗斯姑娘!

在父亲的干预下,1960年6月,未完成毕业考试的弟弟回到北京。他没有想到,这便是与心爱的姑娘永远地分别了。

为了能和恋人再见,痴情不改的弟弟哭着求父亲,但父亲还是坚持,不准儿子去,也不准女孩来。

弟弟随后被送往部队进行思想改造,他不再说话,一个人常默默躲在人群外,他不清楚是他抛弃了生活,还是生活抛弃了他。

他只有以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消耗自己,让那已十分脆弱的神经变得麻木。

固执的弟弟直至45岁去世,也终身未娶,那俄罗斯姑娘也一直苦等了二十年才结婚。

其他年幼的弟妹,面对家庭的突变,朋友的疏远,人们的歧视或恶意捉弄,对心灵的伤害也是终身的。

1979年4月10日,对于我来说终生难忘,接到平反通知后,我跑到家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可惜,父亲,哥哥,弟弟都没能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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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沃宝田,相扶走过晚年

第二年,我调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外语教授,年轻时积累的俄语专长终于得到发挥,翻译出版了很多俄语小说、影视教材。

1993年我有幸重返莫斯科,找到原来住的地方,上学的地方彻底变了,同学们都不在了,费尔南多也没有了。

五年后,我又去,不死心啊,觉得无论死活,好歹也要见一面,就算不是夫妻,也是同学啊。

同学的女儿帮四处打听,才得知费尔南多早在六十年代就去世了,车祸,很惨。

我当场就哭了。

想起年少时,我第一次好奇走进舞厅,看到一个英俊的西班牙男孩正在翩翩起舞。一曲终了,他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说:

“你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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