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份最新报告揭示了中共海外操纵舆论和媒体渗透的层层黑幕和手段，并给出全球应对中共威胁的建议。
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发布了“锐实力与民主如何抵制”（the sharp power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series）系列报告，提出在以下四个领域抵制中共：对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和媒体环境的威胁，对科研领域的威胁，技术的管理，国家资本对政治的腐蚀。目前，已发布了7份报告。
在最新一份题为“中共媒体的全球足迹：民主对不断扩大的威权主义影响力回应”（China’s Global Media Footprint: Democratic Responses to Expand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的报告中，作者莎拉‧库克（Sarah Cook）表示：在过去10年里，中共全球塑造话语权的努力正急剧扩大，采用多种语言，影响到世界的每个地区，利用宣传、散布假信息、信息审查和控制媒体和基础设施等手段。这些努力不仅仅局限于“讲好中国故事”，其锋芒所至之处，往往会破坏民主规范，侵蚀国家主权，削弱独立媒体，并违反当地法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不管是贫穷脆弱的国家，还是富裕的民主大国。
报告中说，中共虽然有资源优势，但其成功也得益于民主社会内部不容忽视的漏洞。中共对新闻的控制采取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方式（whole-of-society approach），民主社会要想有效抵制，也必须采取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回应，研究机构、媒体、科技公司以及民间团体都要积极参与，把抵制中共信息控制纳入自己工作的主流。
该报告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共大外宣策略，二是民主国家自身存在的漏洞，三是民主国家如何抵制。
一、中共的大外宣策略
大外宣
中共每年花费数亿美元向全世界传播其信息，一些活动属于民主国家也采用的公共外交或 “软实力 ”战略的范围。
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北京采用了不诚实和腐败的方式传播信息：官媒缺乏透明，收买私营媒体掩盖政治真相，经济动机驱动某些报导，扩大亲北京的声音，并压制批评性报导。手法主要包括：
1. 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中共官媒的账号，同时又掩盖官方身份，这些账号的追随者通常在北美和西欧以外。
2. 将中共官方观点隐蔽地输入到西方主流媒体：包括中共外交官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与主流媒体签订新闻共享协议，在主流媒体插页付费广告，而掩盖新闻了来源，这使得中共观点在西方受众那里得到广泛传播。
自2018年以来，中共新华社已与澳大利亚、意大利、孟加拉国、印度、尼日利亚、埃及、泰国、越南、白俄罗斯和老挝，签下了新闻共享协议，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新闻消费者，不太知道这是中共新华社的新闻报导。
3. 训练外国媒体和记者，使其报导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方式包括，中共驻外使馆联系当地编辑和媒体进行培训，提供到中国的全额免费旅游，与当地记者协会签订谅解备忘录，共同制作新闻，向当地媒体提供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换来对中共政府更多的正面和更少负面的报导。
在过去10年中，中共政府资助了数千场精心策划的中国之旅，提供给全世界的记者、编辑、管理者。他们接触到的仅限于中国发展、制度和文化的官方观点，目的让他们在本国媒体上发表赞美中国的文章。他们中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回国后，当地中共大使馆等还会找到他们，强化这种关系。
4. 收购当地媒体或在国外组建新媒体。这些收购由中共机构或与中共关系密切私营公司、个人承担。在台湾、南非和捷克共和国等地，有充分记录显示出，被中共收购的媒体编辑路线发生转变。
5.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趋势也开始出现。
首先，中共的政治影响与其对国外媒体的影响、交集越来越明显。比如，某国领导人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向北京示好，响应亲中言论，获得当地媒体的大量关注。
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塞尔维亚总统和意大利外交部长，欢迎中国的大批医疗物质抵达他们的国家，并公开表示感谢。这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强化了公众对中共的看法。尽管事实上欧盟提供了更多的援助。
第二，中共官媒不断实现多语种宣传。像中共全球电视网络（CGTN）从最初的提供英文和中文，扩展到现在的西班牙文、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如今其足迹遍布更多语种和市场。泰国本地媒体充斥了大量中共制作的新闻，意大利一家主要通讯社提供的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导，大多来自新华社。2017年，澳门商人何敬麟（Kevin Ho）收购了葡萄牙环球媒体集团（Global Media Group）30%的股份，他因此获得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而环球媒体集团正在其它地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如巴西和莫桑比克等葡语市场。
第三，除了传递通常的信息，塑造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外。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中共还大肆抹黑对手和抗议者，如抹黑2019年夏天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加大反美宣传力度等。
散布虚假信息
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假信息和妖魔化对手，是中共另一种手法，牛津网络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表明，正是在2019年，中共政府表现出“大力使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新的兴趣”。
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香港民主抗议者、境内外活动人士、台湾民进党和COVID-19。手法包括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同时灌水、推送假信息，劫持或收购Facebook群、网页和账户，发送短信，网络钓饵的协调活动操纵搜索结果，利用自动“机器人”影响Twitter标签等等。
与宣传工作一样，虚假信息活动的规模和受众似乎都在扩大。除了中文和英文，还有塞尔维亚文和意大利文。在美国、 台湾和阿根廷等国，中共不单是简单地宣传亲北京观点，有些宣传活动似乎是为了在民主社会和联盟内部挑拨离间。
在过去两年里，在记者、智库的独立调查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揭露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纷纷宣布大规模地取消了不真实的与中共相关的账号。
信息审查
10年前，中共对国际媒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的国际媒体和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海外中文媒体上。对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其它地区主流媒体的影响活动，一般仅限于宣传、推广中共官媒的内容和叙事，而不是压制当地的批评性报导。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共国企增加在其它国家的投资，并对当地有关中国角色的辩论越来越敏感。中共官员已经开始利用经济杠杆，更频繁地压制当地语言媒体有关中共的负面报导或评论。
中共的手法有四大类：1. 中共政府代表的直接行动。2. 利用正负杠杆让媒体所有者自我审查。3. 通过代理机构如广告商和地方政府等间接施压。4. 以及人身、网络或口头攻击。
例如，在瑞典和俄罗斯，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大使曾侮辱、威胁报导书商桂敏海绑架案的瑞典记者和新闻机构。尼日利亚的一家新闻媒体，当记者试图报导一些可能对中国不利的新闻时，他们的编辑会优先考虑中共大使馆官员的意见。
在捷克共和国，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华信集团，收购了捷克一家新闻报导分析的媒体集团后，这家媒体对中国消极甚至中性报导也明显减少，而对中国的正面报导则大幅增加。在南非，两家与中共政府有关系的公司收购了该国第二大媒体20%的股份， 5年后，该媒体集团一位讨论中共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族的作家，其专栏突然被停。尼泊尔的国家通讯社与新华社签订新闻共享协议，2019年5月，该国对3名记者展开调查，因为他们传播一则关于达赖喇嘛的新闻。
中共在海外媒体扩张与对当地的新闻审查同步，如中共官媒在法国、柬埔寨、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市场上的扩张，恰好或直接导致了那些独立媒体或批评中共的声音被取代。
控制海外媒体平台和基础设施
研究员马蒂斯（Peter Mattis）认为，中共过去10年的做法是，在控制媒体的同时，也在控制信息，“这样一来，它们基本上可以垄断新闻环境，这使得它们的话语更容易被接受”。
已经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在利用其对信息传播渠道的控制权，为中共官媒谋利，或压制不利于中共的信息。在数字电视领域，非洲的星空时代（StarTimes）等中国企业已成为该行业主导者，他们为数百万人此前看不上电视的非洲人提供电视服务，这也间接地使中共官媒受益。因为星空时代提供的套餐最便宜，而这类电视套餐都是地方台搭配中共国家电视台。而BBC和CNN套餐要贵得多，很多非洲人承担不起。
除了非洲之外，在巴基斯坦、柬埔寨和东帝汶等国家的数字电视扩张中，中国企业发挥了作用，中共国家电视台也观众中占有优势。
在社交媒体领域，中国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中共不仅有机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有机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看法，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选举结果。这种情况在国外的华人区已经出现，微信正在审查中国活动人士和独立媒体的帖子，同时允许亲北京的媒体和叙事广泛传播。
从马来西亚、蒙古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越来越多地外国人，也在使用微信，这也为今后中共在竞选活动或干预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打下了基础。
另外，2020年8月，路透社报导，在印尼有数百万人在使用新闻应用Baca Berita，这个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ByteDance）所有，从2018年到2020年中，该公司北京总部指示，对Baca Berita上发布的批评中共政府的文章进行审查，受审查的内容包括“天安门”和“毛泽东”，中国和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以及TikTok被美国禁用。
二、中共利用了民主社会的漏洞
北京的媒体对其他国家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得益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过去20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在2000年，中国是第六大经济体，互联网用户只有2200万。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迄今为止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有超过9亿人。
中共显然拥有一些重要资产，但其成功也得益于民主和半民主国家内部不容忽视的漏洞。
由于市场和技术发生变化，传统媒体出现财务危机，使其更易于接受付费广告，或将股份出售给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或个人。也很难拒绝如新华社等中共官媒合作，刊登其免费新闻。媒体对广告收入的依赖，也给中共外交官和公司通过出资做广告，或威胁企业不要在中共不喜欢的媒体上登广告，施加影响的机会。很少有外国政府一直愿意被禁止进入中国市场或受到不登广告的处罚，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在世界许多地方，当地政治家、记者、智囊团和公民社会对中共缺乏专业了解，包括对中共中宣部控制新闻，以及中共统战部推进对外合作等，这有利于北京。相比之下，中共官媒和外交官对所在国的了解水平，呈指数级上升。中共媒体可以用更加隐蔽的方法，利用民主政治制度的漏洞，针对当地的受众有针对性的传递信息。
在有大量华侨华人的国家，中共政府往往得以控制当地的中文媒体。另外，中国的微信等应用，在当地华侨华人和本地人中，有大量的用户，这给了操纵政治议题或选举的可能性。
在拉丁美洲、中东或非洲，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反美或反西方的情绪较高，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中共的警告，在这些国家不起作用。例如，他们可能会说，Facebook不也和TikTok一样，向第三方出售用户数据，或法国、英国和美国不也都曾资助过外国媒体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与中共的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三、民主国家如何抵制
世界抵制的声音越来越大
过去10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数百起事件一再表明，任何市场都不会因为太小，而被中共放过。
一旦中共或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公司、媒体或所有者，在信息传播渠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操纵信息的努力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这种情况可能不会立即发生，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或者一旦出现对北京有足够意义事情，就会立即启动。届时，中共领导人、外交官和其它与国家有关联的行为者，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之前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杠杆，来推行他们的意愿。
中共媒体影响力正在更深入地扩展到其他国家社会内部事务中，无论是流亡者和难民、侨民社区、投资交易，还是选举。随着这种扩张的继续，北京在外国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和决策领域的影响也会相应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将公共辩论推向自己希望的方向。
回顾最近的全球发展，可以发现，旨在对抗北京媒体影响和保护民主制度的宣传、专业知识、决策、立法和其它抵制活动也越来越多。
例如：
1. 《每日电讯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终止了中共付费插页。
2. 台湾、香港出现了新兴的网络媒体，它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共很难通过收购股权控制。
3. 阿根廷的三家媒体，拒绝刊登中共代理人出钱诽谤法轮功的文章。
4. 泰国和斯里兰卡发表文章，揭露中共对本国媒体的干预。
5. 加纳媒体发信反对，中国公司星空时代与加纳政府签订9500万美元的创建数字电视网络。
6. 印度记者揭露在台湾国庆期间，中共大使馆向250名印度记者发信，让他们按照中共尺度报导。
7. 国际记者联合会对全球58个记者工会进行了调查，揭示了中共影响策略的模式，并向记者工会和媒体所有者发出建议。
8. ……等等
以上所列的案例只是一小部分。
全社会参与 反对中共舆论控制
尽管最近打击中共媒体影响力的零散活动有所增加，但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把 “中共因素”纳入与保护媒体和互联网自由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主流之中。
中共对舆论的控制采取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方式（whole-of-society approach），而民主社会要想有效反制，必须也采用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即研究机构、媒体、科技公司以及民间团体都要进行合作，积极参与。
1. 调查和研究
研究机构要持续揭露中共的付费报导（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中文媒体动向，微信、抖音等应用，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测试，绘制媒体所有权结构图，找到腐蚀性资本证据等等。
2. 媒体行动
停止付费广告和新闻共享协议，如果选择继续这种伙伴关系，应标签明确新闻来源协议，或如果部分所有权出售，应把以保护编辑的独立性和发布北京可能不喜欢的内容，写入条款。报导北京在当地进行基础设施、融资或投资项目时，当地媒体应该对环境和腐败问题发问。考虑推出数字媒体替代品，以避免受到中共的影响等等。
3. 记者协会和媒体所有者协会
应谨慎地与中共的新闻机构，签署新闻共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根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建议，记者协会应在记者访华前或访华后，对记者进行媒体影响策略和常见的虚假或片面报导的培训，同时帮助记者与来自中国的迫害受害者接触等等。
4. 技术部门的反应
技术公司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侦查中共操纵媒体行为，取缔黑客账户，提高用户的透明度，打击虚假信息等等。
5. 民间社会的工作
国际和地方新闻自由团体，应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将中共的媒体影响力的问题，纳入到当前的或未来的项目，包括：
内部能力建设：借鉴其它国家经验，提高对中共媒体的认知，并指派人员定期跟踪相关动向等。
新闻培训和教育：中共对媒体的操控，应纳入大学现有的记者培训计划，预防中国之行的负面影响。了解中共内部权力结构和媒体状况。培训和宣传活动不仅要包括记者，而且要包括编辑、管理层和媒体所有人。
对新闻消费者扫盲：教会新闻消费者如何识别，新华社等中共官媒及其与中共的关系，中共与中国的关系，虚假宣传活动、媒体所有权结构和中资应用等，对共产党的常见说法进行事实核查等。
政策宣传：民间社会可以帮助立法者和监管者，完善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也可以向监管部门提出相关投诉，对中共官媒机构和相关个人进行监管审查等。
信息共享和协调：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在政府实体、技术公司、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之间，进行跨部门协调和寻找多方合作的途径等。
责任编辑：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