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近期，元老派在北京召开会议，温家宝分享了为什么权力交接行动迟缓的客观原因，提及越拖越危险，因为受海内外消息影响，下面的官员无所适从，只能选择“躺平”、“摆烂”，部分官员选择“逃逸式辞职”甚至以极端方式告别仕途，令人惊悚的“高空坠落”事件频发。这不仅是一场辟僚体系的信任危机，更是中共执政能力退化的前兆。
胡锦涛插话说，他很痛心，低估了习近平的膨胀和破坏力，高估了自己对习的影响力，以前是担心习这十几年来弄得民不聊生对政权的冲击，现在几千万党员干部也尸位素餐，“官不聊生”，官场像一潭死水，大家只想着自保，谁还敢为政权干实事？恐将成为压垮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从战战兢兢到心理崩溃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位工作11年的公务员严义峰在离职时发表2000余字的辞职感言，坦言“理想耗尽，心里憔悴”，这封长信在社交媒体刷屏，引发无数体制内人士的共鸣。网友感叹：“体制内的铁饭碗看似光鲜，实则烫手，内里煎熬。”
高压体制要求“绝对忠诚”，地方官员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只能机械执行上级指令，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问责甚至被查。只能“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执行方指令，导致基层治理粗暴化，官员与民众矛盾加剧。例如，某些地区为完成防疫任务，不惜封村断路，引发民怨，却无人敢质疑政策合理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据官方媒体援引的一项针对百万名干部的心理调查，80%以上的基层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疲劳和压抑。一些官员调侃：“当官不如平民自在，感谢领导不提拔之恩。”高压之下，部分官员走向极端。比如，呼和浩特市市长一跃而下的传闻虽未证实，却折射出官场绝望的极端表现。这些事件虽因敏感而鲜有公开报道，但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
此外，体制内的年轻干部也开始对仕途失去信心。某东部省份一位80后副科级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这一代人进入体制时满怀理想，但现在发现晋升无望、压力巨大，连抱怨都不敢，只能选择沉默。”
反腐与整风的双重压迫
习近平执政以来，持续的反腐风暴和运动式治理成为压垮官场的两大推手。反腐虽震慑了部分腐败行为，却也让官员人人自危。
我在国外生活的这段时间，接待过几起国内熟识的当官的同学、亲友的家属，他们以旅游方式出来探寻投资移民的可行性。我真的是很吃惊的：要知道什么是“裸官”呢？高官将家属和资产转移海外，自己留守国内，说来风光，其实却也凸显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凉。
整风运动则以“整治违规吃喝”为抓手，将官员的私生活彻底政治化。一顿饭、一杯酒、一次聚会，都可能被举报为“纪律风险”。有基层官员感叹：“连吃烧烤都不行，工资请朋友吃顿饭也不让，做人的乐趣都没了。”以节俭为名的整风，实则是通过消灭人情网络和信任关系，强化中央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同事间的正常交往变得冷漠，饭桌从交情场所变为“政治雷区”。一位中部地区公务员透露：“现在聚餐都得偷偷摸摸，生怕被举报，连朋友都不敢深交。”
我有一位大学师兄，他大我一级，我们俩非常投缘，后来成了好朋友。1989年暑假，他为写报告到山东、河南沿黄河一带调研，吃住在我家。后来他从政，升迁至某地区法院院长，2017年，竟然由于被人举报违规使用公车而被免职，降级为非领导岗位的正科级科员。我在北京开公司时，有一次他只身来北京见我，之前带的助理秘书随从左右的排场没有了，吃饭时酒过三巡他竟然对我说：兄弟，我没饭吃了，你会接待我吗？我很诧异，顺口说到：大哥，若真如此，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吃。他很感动，说兄弟，哥哥谢谢你。一个官员年龄大了落魄，他经历过繁华，在官场久了，又缺乏其他谋生能力，那是挺令人可怜的。
说来可能不信，在中共无神论毒害下，确实有很多官员变得邪恶下贱，残害百姓，作恶多端，但也确实也有些官员，其实人很不错，甚至是单纯的。有的竟然不知道，到了某个级别，其实他们的通讯设备都是被监控的。要么是同级，要么是上级。他们也是那个邪恶体制的被毒化、被伤害者。活得战战兢兢。
习近平视察地方时铺张浪费的排场屡见报端，反腐的锋芒始终绕过核心家族，比如江蛤蟆家族，凸显“选择性反腐”的本质。基层干部感叹：“反腐打的是我们这些小鱼小虾，真正的老虎永远高高在上。”
基层治理的极限承压
经济下行进一步加剧了官场的生存困境。目前，中共国机关事业单位普遍降薪，部分地区公务员甚至需要贷款或刷信用卡度日。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工资发放困难，基层官员被摊派创收任务。教师被要求招商引资，交警因罚款指标不足需写检讨，四川等地甚至传出“罚款攒工资”的怪事。执法行为沦为“割韭菜”，引发公众强烈反感。
经济困境与高压政策叠加，使官员陷入“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绝境：既要向上贡献收入，又要向下安抚民生。一些地方出现公务员集体上访讨薪的罕见场景，反映出基层治理已逼近承压极限。一位南方县城公务员无奈地说：“工资缩水，任务加码，还要被老百姓骂，我们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地方债务危机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据报道，截至2024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超百万亿元，部分地区连基本运转都难以维系。一位中部省份财政局官员透露：“现在开会讨论的不是怎么发展，而是怎么活下去。”财政困境不仅削弱了基层治理能力，也让官员对体制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
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首官员临终诗写道：“山高地几拨，仕途何其艰。”“官不聊生”反映了中共是中国人的绞肉机，每一个阶层都是受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表现不同而已。
秦朝末年，苛法重税逼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明末崇祯帝的高压反腐虽诛杀贪官，却也让官僚体系瘫痪，最终加速王朝覆灭。“官不聊生”会使中共根基中的最后基石坍塌，那离中共解体还会远吗？
“官不聊生”的戏码仍在继续上演，这不仅是官员个体的悲歌，更是以暴力和谎言为基因的中共邪教体制的必然：斗争到底，不死不休。这是否会成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或许很快将给出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