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共产党统治中国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什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为什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独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产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

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饥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饥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饥荒的正式死亡数；对于饥荒原因却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大饥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饥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饥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饥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于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给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著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饥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产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着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于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且置于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饥荒到文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O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数据。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产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监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内幕，但大饥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监》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饥荒四年的数据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O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于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于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小平内部批评牧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编注：牧夫为金钟在八十年代常用的笔名），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着说，牧夫已是“邓小平级的人”，应该由我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小平为什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O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O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于其七十年代追随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着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数据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他相信拥有的绝对权力可以定一个铁案。

杨继绳的书，惊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杨继绳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万条人命是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笔血债，中南海的贪权食利者，以为凭几杆破枪一袋臭钱就可以毁灭一个民族的记忆，西谚有云：“你可以长久骗一部分人，也可以骗很多人于一时，却不能骗所有的人于永远。”杨继绳宅心仁厚，建议天安门立大饥荒纪念碑，这是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事。

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

王文：中共官方内部公布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

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上地下。

2011年1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历史第二卷（1949—1978）》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早在1991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新中国七十年》也有“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的类似表述，仅指1960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在其《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

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主编的《中国大饥荒历史》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A.J.）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研究成果。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3250万。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记述：广西环江县1958年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粮食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王”。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把他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于是，干部下令把这个只有12岁的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惨无人道地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并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这个数据和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2005年，中央高层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严禁公开，只准有限人士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级宣传部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等等；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相关数据从2009年起就在网上可找到。

我们可以看看59年至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

而1959年至1962年的人口增长数据是：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全国有12个县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7省，在1959年至1962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10%至12.5%。

解密档案披露的死亡人数为3755.8万人。其中1959年少统计12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30.7万人算，当年总计应为890.4万人；1960年为1196.3万人。这样算下来，大跃进直接导致死亡的数字应该是4165.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