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发布一份报告警告称，美国可能会将其医疗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拱手让给中国，当时这个说法没引起多少美国人的注意。
一年多一点之后，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美国官员和消费者与中国公司就口罩和检测等救生用品讨价还价时，抽象的威胁已经变成了刺眼的现实，有可能导致关乎生死的后果。身为佛罗里达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卢比奥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切断中国对全球药品供应链的控制，现在他的努力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包括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进步派。
在国会中，像卢比奥这样的对华鹰派长期以来一直敦促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现在他们正加紧制定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冠状病毒危机是一个关键机会，可以为他们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新的制裁、对国内制造业的授权和对美国出口的控制，对中国进行惩罚和挑战。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问自己，你必须保留哪些关键商品的生产能力，即便无法得到最具效率的结果，”卢比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强硬措施能否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国会议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拼凑政府救助计划，帮助家庭和企业应对大流行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总体上重塑美中关系的努力，可能要等到危机消退之后。
但那些长期不满于中国的人权侵犯，并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发出警告的人，正利用人们对中国政府处理病毒的方式感到愤怒的机会，提出现在是时候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病毒起到的作用是，”卢比奥说，“在一种危机的情势下暴露了长期趋势。”
自美国疫情暴发的几周内，几位立法者公布了旨在解除两国经济关系的立法，并将病毒的传播归咎于北京。
甚至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华盛顿就已经在与北京的竞争中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举动。但近几周来，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迫使全世界的政府官员都在许多方面摸索与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
和立法者们一样，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利用危机来加大他们对鼓励美国制造药品的推动，并减少对中国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的依赖——这些是国内医疗系统运转所必需的。白宫贸易顾问、对华鹰派人士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已敦促收紧“购买美国产品法”，并终止允许政府从其他国家购买医疗产品的例外条款。
美国军方官员上周呼吁国会批准增加拨款，以增强对华威慑力，这表明军方许多人士预计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加剧。在日本，官员已拨出专款用于帮助其制造商将生产从中国转出，以抵消该病毒造成的破坏，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说：“如果我们不重视当前危机并说出‘现在是时候做点什么了’，我们真的会错失良机——坦率地说，那将是领导层的失败。”
霍利上周发布了一份长达三页的备忘录，概述了他所说的应在下一个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的一些政策，以松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控制权。他的建议将要求制造商开始使用更多来自国内供应商的材料，对美国制造的关键设备（如呼吸机）实施危机期间的出口管制，并向制造商提供投资补贴，以鼓励他们将生产迁回美国。
他说：“我们需要让美国工人能借着这个机会一举崛起。”
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对其在病毒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负责。他已公布立法，将允许国会对“故意隐瞒或歪曲有关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的政府官员实施制裁，例如这次病毒疫情。它以《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为蓝本，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惩治被控侵犯人权或腐败的个人的法律。
作为对华鹰派的科顿也是最早警告该病毒可能对美国造成严峻影响的立法者之一，他强烈主张与中国建立更敌对的关系。他还呼吁国会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拨款，这个在批评者看来对中国唯唯诺诺的组织正受到严厉斥责。
“世界卫生组织被攥在中国手里，”他在星期四说。“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并邀请文明世界的成员加入我们。”
特朗普总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上周威胁说将切断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并称其“非常以中国为中心”。
目前尚不清楚民主党是否会认同以保守派共和党人为主的对华鹰派，采取更激进的对华立场。尽管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愤怒，但民主党人相对谨慎。
在态度最为外露的立法者中，有许多是共和党内的后起之秀，他们都认为中国是核心外交政策的重点，将决定他们的政治生涯。一场幕后的激烈争夺已经开始，人人争当本党在对华问题上的思想领袖。例如，霍利、科顿和卢比奥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提案，以限制美国的药品供应中所含的中国产原料药。
两党近几周在该问题的紧迫性上达成了一致。卢比奥领导的法案将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药品制造商的依赖。自由派民主党人沃伦称其为一项“合乎常理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