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习近平反腐之下被查的不少，可谓七零八落。十九届中委也已出现崩塌，陆续有来。但对这些“出事”的中央委员或准委员，中共当局的处理颇为诡异，到底为什么？
2017年10月确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有委员204人，还有172名候补委员，按照中共惯例，当中央委员因故出缺时，候补委员可以依得票数的高低来递补中央委员。这两部分官员组成中央委员会。
如果说中共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被习近平自己打虎打得面目全非，被查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高达43人，那这新一届的成员据说都是习自己选定的，还经过王岐山率领的一个审查委员会经过严格审查的，再出什么问题就是打习王自己的脸了。毕竟王岐山现在还是国家副主席，和习近平一起代表了党国的脸面。
但事与愿违，十九届中委在上任不足一年后就开始崩塌，而当局似乎极力掩盖这种崩塌。
2018年8月16日出现首名“出事”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因疫苗案，上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近5个月后的毕井泉引咎辞职，但毕本人并没有趁机揪出贪腐问题被处理，也没有自行死于非命，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
第二个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他于去年10月20日在澳门住所坠楼身亡，终年59岁。外界均感突然。港澳办迅速声明郑晓松患有抑郁症，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已有消息指郑晓松曾接受中纪委官员问话，显然官方不会再去证实郑的问题，死无对证。
可以说，郑晓松一死了之，中共高层松了一口气，一个抑郁症就解决了这届中央的名声的问题。
第三个是刘士余，刘士余是从前中共证监会主席的位置上挪到中共全国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位子之后，才落马的，今年5月19日深夜，刘被通报“主动投案”，正在配合调查。到10月底的四中全会确认对刘士余作出降级和“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刘士余算是正式落马的首名十九届中央委员，但属“主动投案”，罪减一等。事实上这个“主动投案”，可能多半包含着当局的预谋策划，无非是高层想放过一马，劝其“主动投案”而已。
第四个是重庆前市委副书记任学锋，他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也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任学锋也是和郑晓松一样死于非命，但死得更离奇，因为是在四中全会期间死的，并且引发传言四起，堵也堵不住。
重庆官方在11月3日深夜发布消息称任学锋“近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但未透露任学锋所患何病，也没有透露他的具体去世时间。
网络消息则说任学锋是在四中全会期间，在京西宾馆7楼坠楼身亡，时间在四中全会闭幕当天。据说他曾在北京被有关部门“谈话”。有说任学锋是涉贪，也有指他是派系权斗牺牲品。各种传闻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和证实，这更让人猜疑。
关键是任学锋死后疑云更甚，包括这名高层官员没有官方正式发布的讣告和堂堂正正地举行告别式，只是传闻被没按级别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而改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更奇怪的是，最新一次本来可以让外界窥见任学锋死亡内情的机会，官方也轻易就掩隐过去了。
中共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1月29日闭幕。外界原关注，会议会否处理四中全会期间死亡的前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人大代表资格终止问题，但结果是没有。这是有违过往惯例的，有人认为是中共文革后史无前例的反常情况，显示中共高层绝不平静。
总的来说，从对前边这四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出事”的处理，可见中共最高层似乎在极力想掩盖什么？其实，对于习近平而言，很可能是为保这届中央的名声，还是出于保党和政权维稳动机的思路。
但是，对前三个人的处理，算是当局处理得“高明”，但到任学锋这个吊诡的京城血案，中央级血案，中共高层却遇到了棘手难题。一方面是越反越腐、带病提拔一点未变，另一方面是内斗不止，政权黑幕重重，再也“纸包不住火”。更令习近平不安的是，不止是难保中央名声的问题了，是难保政权。
接下来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出事”的形式，还不止是辞职、落马或自杀这些形式，在中共内忧外患和内部清洗加剧之下，分属不同派系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向自由社会投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并由此拉开中共政权腐烂不推而倒的序幕。
（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