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被写进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林彪、林的妻子叶群、林的儿子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写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2月初，中共九大党章修改草案出来后，分送中共政治局委员划圈。收到草案的政治局委员一一划圈，表示赞成。然后，送到林彪的住地——毛家湾，等林彪划圈后，再送毛泽东划圈。林彪看了草案后，用红铅笔划了个大圈，勾掉了要他当接班人和赞语的一段话。林不同意在党章中称赞他，不同意把他作为毛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但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还是把这段话写进去了。
林彪的简要经历
林彪1907年出生，湖北黄冈人，18岁考上黄埔军校；20岁参加中共搞的南昌暴动；23岁在井冈山当红四军军长，25岁当红一军团军团长；30岁任八路军115师师长；39岁成为“东北王”——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42岁成为“中南王”——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48岁被授元帅衔；51岁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58岁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64岁葬身蒙古荒漠。
林彪长期养病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林彪长期养病。
1938年3月2日，中共中央命令林彪到吕梁山建立根据地。林彪骑马路过隰县时，因身穿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被一个哨兵误以为日本人来了，一枪击中林的背部脊椎左侧一寸处。林受了贯通枪伤，被打断半寸长的一截肋骨。之后，林被紧急护送回延安医治。
1938年11月，林彪赴苏联就医。因苏联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林的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易拉肚子、出汗等后遗症。从苏联回国后，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林的身体累垮了。1950年毛出兵朝鲜时，原准备让林彪带兵出征，林以身体有病为由婉拒。
上世纪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视野消失。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刘邦的大将军韩信被杀的覆辙，主动隐退。
林彪被动参加文革
1966年8月1日, 宣告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其间,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矛头直指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当时，林彪在大连养病。毛几次打电话催林回北京参加会议, 林推辞再三，并写了书面请假报告。8月4日, 毛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林, 林还是推却。之后，中共总理周恩来多次劝说, 林才不得不回到北京。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林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人。”
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发表了一篇被称为“文革宣言书”的讲话。但讲话稿不是林写的，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毛修改审定、交给林念的。
10月1日，中共的“国庆节”，中共领导人都上了天安门城楼。林的女儿林豆豆、毛的女儿李讷等都跟着。林豆豆听李讷说，军队保守，按兵不动，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长此下去，主席要解散军队。林豆豆回家将这些话传给林后，林马上让秘书把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找来，商讨办法。叶提议，根据毛的指示，军以下的部队不动，让军队院校搞些串联。林赞同，责成有关人员起草一个“紧急指示”，由叶对外发布。
当时，林不想部队乱，但是，毛号召军队机关“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后来，毛看到安徽省军区一份军队阻止造反派冲击省军区的报告，发火了，让林收回“紧急指示”，重新发布新的八条命令。此后，280万军队投入“三支两军”(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
从1967春开始，机关、学校、公社、工厂、企业、交通……军人无处不在，国家进入军人专政时期。
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
文革爆发后，林彪也搞过对毛的个人崇拜，整过一些人。但是，1967年初，林、毛分歧逐渐显露，主要有三：
第一，林反对搞乱军队。
1967年1月, 在毛指使下，文革喊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军队各部门都受到造反派冲击, 工作停顿, 一时陷入乱局。
1967年2月, 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军队总政治部主任萧华, 彻底激怒了林彪。林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 怒斥道:“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 究竟对谁有利？”此次林、江之争，是林、毛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林主张发展生产。
中共九大计划在1969年4月召开，由林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前，中共大笔杆子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各起草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
陈征求林彪的意见时，林说，最好把中共八大提出的“当前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写进去。陈起草的稿子特别强调，中共九大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得到林认可，却被毛原封不动退回。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很满意, 亲自修改后予以采纳。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一眼没看”。汪东兴回忆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第三，林彪反对张春桥。
张春桥、姚文元是文革中突起的紧跟毛泽东的新一代笔杆子，与江青走得很近，深得毛的信任。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过演员。张、姚、江也被称为“上海帮”。
1970年春天左右，“上海帮”开了一个经济工作座谈会，把张春桥捧得特别高。会议简报送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手上后，汪感到“上海帮”要抢班夺权，把简报转给陈伯达，陈伯达转给林彪的妻子叶群。叶群一看，感到事态严重。当时，军队的很多将领都很反感张。林得知后，想扳倒张春桥，来一个“清君侧”。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事先征求毛的意见后发表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张春桥。陈伯达积极支持林的讲话，很多军队代表也开始批张。江青带着张春桥向毛告状。毛认为，批张就是批文革，就是反毛。
8月25日，毛召开大组长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到处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一看就明白，毛打陈，就是打他，很生气。9月6日，林不辞而别，直接下山，去了北戴河。
会后，陈伯达被软禁。林彪知道，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林彪最后的心愿
庐山会议后，毛对给他当了31年秘书的陈伯达痛下杀手。1970年9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陈进行审查。11月16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批陈整风”运动自此展开。
但是，无论毛怎么批陈，林彪不动心，不参加，不检讨。历史学家高华写道：“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1971年5月2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四不一要”。林口述，林的秘书于运深记录。主要内容有，暂定十年内，对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和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这是“四不”。遇有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密指示。这是“一要”。并且要求将这“四不一要”传达给每个士兵，十年不懈。这封信由保密员李根清抄成三份，一份留底，一份给叶群，一份送周恩来。
曾受邀写作《林彪传》的《炎黄春秋》原副总编辑刘家驹说：“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的权力无人可比，任何人他都可以打倒……在中国历代六百一十一位帝王中，毛泽东是最独裁的。林写这封信虽是在忠告毛泽东对党政军的一把手不要轻易抓、杀、关，实际上是对毛独裁的大揭露。”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态？他的意思是，即使我见不到主席你，也要用我最忠诚的话劝诫你。这是林彪从心底发出的最后呼声。”
林彪出走
长久生病，对林的身心产生巨大影响。中共官场的你死我活，也让林无比厌倦。
在林家干了很长时间服务员的王淑媛，目睹了林触电自杀的异常行为，及时救了林的命。林的秘书张韵声说：九大前，“林彪想自杀，他厌倦了政治”。林的女儿林豆豆说：“林彪曾经想吃安眠药或触电死亡。他储存过安眠药，吃过蟑螂——他认为蟑螂有毒，吃了会死。”
1971年9月12日，林彪出走的前一天，住在北戴河96号楼内，上下午他一直在审查干部名单，傍晚参加女儿林豆豆的婚礼。从现场人讲述的情况看，林没有任何要跑的迹象。
但是，9月13日，已吃过安眠药的林彪，在儿子林立果、妻子叶群催促下，迷迷瞪瞪上了外面的小汽车，然后，登上了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从此一去不复返。
周恩来老谋深算逼死林彪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书中对于周恩来与林彪生死之别的9月12日的午夜有着生动记述：对毛泽东让林彪充分暴露的意图，周恩来马上心领神会，于是打消了原想去北戴河找林彪面谈，作最后挽回的打算，转而又贯彻执行毛的意图，抓住往北戴河私调专机一事穷追不舍，旁敲侧击。
在不动声色地盘问叶群之后，又表示“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周恩来这一虚晃一枪的举动以及随后下令封锁256号专机，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迫使他最后走上了绝路。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不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应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很长时间内，林彪与周恩来一直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
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为此，毛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8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京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12日返京后，周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商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控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1971年）9月12日晚10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件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证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出走，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人，一贯在政治上谨守职分的周自然不会擅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接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并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这种说法，在汪东兴所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汪说，周恩来事后曾告诉他，当时确实曾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当然，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是不会擅作主张的，事先一定要徵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和刚从外地返京的毛见面，但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请示还是可能的。而毛不同意周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圜的机会呢？
人们在谈论林彪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泽东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周只是在前台的执行者，作了一些临机处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后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主角。9月12日下午，毛从外地返京后，一路风尘，旅途劳顿，本应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彪的动向却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无法安然入睡。毛本来就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同时又深知林彪的为人，现在林彪的问题刚刚揭开盖子，又有狗急跳墙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即便能睡一会儿，也会睁着一只眼睛，保持极高的警觉。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部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未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甚至在山海关机场警卫部队已经将256号专机团团围住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人出来拦阻林彪，而是眼看着他们一行升空了。
对毛泽东让林彪充分暴露的意图，周恩来马上心领神会，于是打消了原想去北戴河找林彪面谈，作最后挽回的打算，转而又贯彻执行毛的意图，抓住往北戴河私调专机一事穷追不舍，旁敲侧击。他亲自打电话给叶群，佯作不知情，不动声色地盘问叶群。叶群则做贼心虚，先是支吾其词，企图遮掩过去，但很快便露出马脚，又改口承认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见状，随即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临了，又临机虚晃一枪，表示：“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周恩来这一虚晃一枪的举动以及随后下令封锁256号专机，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迫使他最后走上了绝路。不管当时周氏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却是打草惊蛇，非但未能如林立衡之请，阻止林彪的出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事态急转直下。叶群听说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后，立刻慌了神，认为南飞广州的行动已经走漏了风声，整个计划完全败露，北京那边正在追查，一切都已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
更令叶群惊恐的是，她随后接到在北京组织南飞行动的周宇驰的紧急报告，告以周恩来下令扣押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而她给北京打电话又到处找不到黄永胜。其实，黄永胜此时已被周以“协助处理”此事为名，留在身边，动弹不得。这样一来，叶群感到大祸临头，认为毛泽东已经在北京动手，否则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不会下令扣押林彪的专机，而周又在深更半夜突然提出要来北戴河“看望”林彪，那不过是奉毛之命前来抓人的托辞而已。
一种末日来临的气氛笼罩着北戴河林彪住地。
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出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看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9月12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不过，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走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随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圜的馀地，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稍后，周恩来又通过军委总机接通林彪的专线，试图和林彪直接通话，进行劝阻，不过为时已晚，林彪这时已经在出逃的路上了。事实上，周当时并没有掌握什么林彪暗中谋反的活动，只是感到情况反常而临机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但是，此举却让当时已成惊弓之鸟、而且发觉林立衡走漏消息的叶群误以为事情已经全部败露，唯恐毛泽东前来抓人，于是拉上林彪，不顾一切地仓皇出逃。
林彪一行前脚刚走，周恩来随即便接获报告。身为党的副统帅的林彪最后竟然走上绝路，自绝于党，这不能不使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本来，周氏是个久经政治斗争的老手，素以善于应付各种复杂棘手的局面着称，但这一回却在拦阻林彪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疏漏。不知是由于顾虑林彪仍是党的法定接班人而不便采取行动还是另有什么考虑，譬如想等判明林彪的确实去向后，再禀报毛泽东作进一步的处置？抑或是在不动声色之中贯彻毛的指令，故意放林彪走？总之，他当时并没有断然下令强行拦截，而先前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的举措又被李作鹏暗中做了手脚。这样一来，自然坐失先机，在无形之中让林彪得以出走。
事实上，北戴河距离山海关机场至少还有40分钟的车程，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当时，吴法宪就曾从旁提醒过周这一点，还建议他让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在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周当时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落实下来。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机。对此，事后周本人的解释是：“林彪逃跑时，我就在人大会堂电话机旁边，我拉住黄永胜，当时也没有想到林真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转一转，又下来，所以不好开枪打他。”
周恩来并未提出把林彪座机打下来
直到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才紧急行动起来。他立刻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并采取了应变措施：指派李德生和纪登奎分别坐镇空军司令部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协助他掌握局面；同时又派警卫他多年的杨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书的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名为“协助”实则监视吴法宪。随后，他又驱车赶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是在林彪飞机飞出国境后才下达），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不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不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劫，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周恩来一手策划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毛泽东以唐诗暗示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凶手，飞行员潘景寅听命于汪东兴
林彪事件（也称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但种种谜团至今未解。有一种分析认为，林彪当年是被毛泽东设计，由周恩来实施，最终将林彪逼上了〝逃亡〞之路。而且在飞机坠毁蒙古温都尔汗之前，林彪已经中弹身亡。
中共官方称，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潘景寅等共9人所乘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但他们究竟如何死亡，一直流传着多种猜测。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大学、现移居瑞典的陈世忠，对林彪事件有着独到见解。据他透露，苏联解体后，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来华访问，带来了她的日记交给中方。陈世忠帮助查阅翻译了其中一本。其中有他丈夫在林彪飞机失事后，到现场查看的情况。
陈世忠说，中方人员是在苏联克格勃查看现场2天后才到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原状。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妻子的日记写道：飞机是迫降着陆，并不是严重的坠毁。林彪身上有弹孔，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不像是飞机失事死亡。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后还活着，爬出去了50米，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援受伤死亡。
陈世忠认为，林彪疑被毛泽东设计谋杀，而执行这次谋杀任务的是周恩来，而参与谋杀林彪和家人的相关人员，应该均被灭口。
陈世忠此前撰文称，他看过张宁（林彪儿媳）的《尘劫》，里面有林彪匆忙逃走的详细介绍。还有不少当事人的口供和回忆录，都证明林彪确实是自己走上飞机逃走的。
只不过，有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上飞机并非自愿，而是受到其妻儿叶群和林立果的挟持。还有，就是据说周恩来下命令封闭所有机场，使得林彪即使想降落也办不到。再就是，那架飞机似乎不同寻常地先朝南方山海关的方向，然后才调头向北飞去。
另据《〝九一三〞事件考证》（作者张聿温）披露，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
中共前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所着的《在大漠那边》中称，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
中共官方一直将林彪〝反革命集团〞定罪为参与政变、并且试图谋杀毛泽东。但是多方证据表明，林彪是被毛泽东设计，一步步逼上了〝逃亡〞之路。
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邱会作（1914年4月16日－2002年7月18日），生前曾披露，林彪没有谋害毛泽东和发动政变，而是被毛逼上了出逃之路。
九一三事件
亦称林彪事件，是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发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恶化后，于1971年9月13日前后发生的事件。
据中共官方称，林彪所乘飞机坠毁于蒙古首府温都尔汗附近，机上9人全部死亡。除了林彪以外，死者还包括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还有林的亲信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潘景寅等。
邓小平泄密林彪913事件：飞行员是周恩来的卧底
1971年9月13日，中共副统帅、毛的接班人林彪与家人凌晨乘飞机叛逃，2小时后坠毁蒙古温都尔汗草原，9名乘员全部丧生。这个事件对文革具有颠覆性、毁灭性的冲击。我们经历过当年的人，无不记忆犹新。全国人都有噩梦初醒的感觉。45年来，913几乎成为一门显学，数不清的文字、谈话，提供了大量的内幕与分析，但是仍然留下疑团。例如，913坠机现场中方拍了大量照片专人呈交周恩来审查，可是至今还就那几张如出土文物的图片，为何不公开？又如保存在莫斯科的坠机黑匣子及林彪的头骨，为何不索回？最大悬疑是飞机为何坠毁？因为当时尚存2.5吨燃油，足够飞往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
官方对913的结论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自行坠毁，没有打斗，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但是，这样重大的罪案，直到文革后的1980年才正式法律审理。结论至今未变。最令人诧异的是，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邓小平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关于913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准备飞往苏联，就是这个飞行员发现问题，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这段话长期没有被重视，我们开放杂志2003年才报导。
君无戏言，老邓泄露了秘密。他一定是掌握了某种情报才敢于这样说。因为所有913专家，都不知道三叉戟升空之后机舱内发生过什么事，只能猜想。现在有了邓的一言九鼎，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
①目击者说飞机在空中已经起火燃烧是可信的；
②飞行员（机长）潘景寅扮演了为党牺牲的角色。潘在1967年武汉事件中曾被周恩来紧急指挥驾机救毛，毛赞潘像他的儿子。256三叉戟原是毛的专机，毛忌飞，就转让林彪。但潘必一直受周控制；这种飞行员拥有绝对的忠诚度；
③林豆豆不止一次向张宏等高级特工报告林彪有意外逃，告密很快就会转给周，周完全有时间向潘下达不惜牺牲的指令。一场同归于尽的搏斗在所难免。而且，邓竟然知道潘“被打死了”！
④因此，邓极有可能在他第一次复出时，就从周方面获得913之256三叉戟坠毁的绝密情资。
913事件后，毛说，林彪帮了他一个大忙。这话只有周恩来最能理解，他洞悉林彪已是毛甩不脱的负资产。不过，这个忙是潘景寅帮的。潘妻受了十年委屈后获得一纸“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加500元抚恤金，7000元补偿。
结论是——用一架专用三叉戟、一个顶尖的飞行员，换取林彪的一颗头颅。
毛泽东以唐诗暗示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凶手
转眼又到了“9.13”纪念日，纽约上州的秋风，大概和当年北戴河一样萧瑟。
“913”事件真相迄今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三口是被谋杀的，谋杀者不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
克格勃训练出来的周恩来，一生口风很紧，带了太多的秘密去见马克思；但老毛因为其特立独行的性格，更因为当了皇帝，有时口无遮拦，肆无忌惮，反倒泄露一些“国家机密”。
1971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林彪折戟沉沙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于罗向晖等人的谈话中，以自嘲的口吻，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来评论林彪事件，即：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鲜有人注意到：这首诗其实暗示了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直接凶手，试解如下：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指林彪化成灰都抹不去前朝痕迹，暗示林彪心向蒋介石，自己早就知道。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暗示周恩来（周郎）能够成功地谋杀林彪，凭借的是毛泽东南巡的这股“东风”，即周恩来利用毛泽东清洗林彪的心理，派特工望256号三叉戟上装了定时炸弹，并诱骗驾驶员潘景寅飞到外蒙上空，把林彪“被叛逃”死。
周恩来利用欲除林彪的心理，巧妙阴毒地一箭双雕，以把林彪——“被叛逃”死——飞到外蒙坠死的手法，既除掉了林彪，又沉重地打击了毛泽东的权威，且让老毛有口难言。
毛泽东在此句中还暗示，如果没有他毛泽东南巡反林的这股“东风”，待林彪真的接了班，被关入秦城的将是周恩来两口子。
周恩来老谋深算逼死林彪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书中对于周恩来与林彪生死之别的9月12日的午夜有着生动记述：对毛泽东让林彪充分暴露的意图，周恩来马上心领神会，于是打消了原想去北戴河找林彪面谈，作最后挽回的打算，转而又贯彻执行毛的意图，抓住往北戴河私调专机一事穷追不舍，旁敲侧击。在不动声色地盘问叶群之后，又表示“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周恩来这一虚晃一枪的举动以及随后下令封锁256号专机，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迫使他最后走上了绝路。 详情请看： 周恩来老谋深算逼死林彪
周恩来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飞机和飞行员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因摸不清北京虚实，毛先没有进北京，在车上，他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革委会主任吴德，北卫戍司令员吴忠召去，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命令李德生从38军调1个师到北京南口待命。
专列12日16时抵达北京站，毛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离沪北上的消息。住在北戴河莲峰山96号别墅的林彪，闻讯后，脸色铁青。他意识到，毛回京后，即将召开三中全会，解决清算他的问题。要逃必须在三中全会前，三中全会后，想走也走不了了。他暗示：〝反正我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他当时已做了死的准备。
毛南巡途中，同经过的省市军政人员打招呼，要批林彪，为召开三中全会解决林彪做准备。同时考虑到林彪可能外逃，周恩来做了精心的安排。为林彪准备了可能外逃乘坐的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
1967年发生〝7.20事件〞时，毛就是乘坐这架飞机从武汉逃往上海的。驾驶员潘景寅，长得很像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周恩来视他为儿子，潘对周恩来很忠。周极其秘密地把他安排给林彪使用。
9月12日18时，潘接到命令去北戴河执行任务。林彪的外逃行动，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中。
九一三事件〞
9月12日下午3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林立衡顺从了。
晚上8点，在96号放映香港电影《假少爷》、《甜甜蜜蜜》，不执勤的警卫、服务人员等都吸引过去看。
8点10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背着手枪，献给姐姐一束鲜花作为祝福。然后，林立果就急急忙忙进了林彪的房间。
林立衡悄悄出来，通过警卫部队，她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要外逃的动向。一连5次她才打通电话，中央指示林立衡一起乘机外逃，并说这是命令。
王飞（空军副参谋长）把林彪乘车去山海关机场的讯息，报告给周恩来。当时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路是刚修的，路面很窄，车走得很慢，派车去阻拦完全可以截住，但周没有派人阻止。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到外蒙古温都尔罕，往回飞时起火，不是油料用完了在空中起火，而是苏联驻外蒙古的情报机关发现后，怀疑是敌人情报机低空飞行，用导弹打下来，后在地上起火的。事后发现，机骸上有导弹弹孔。飞机回飞，是要回山海关机场，不是飞往广州逃台湾，因为在广州没有任何准备迹象。
李作鹏的儿子说，他父亲生前说：林彪乘车到山海关飞机场逃走，完全可以阻止，为什么毛泽东不阻止？他想了10年，最后想清楚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外逃，而是怕林彪不外逃。意思是说，林彪乘坐的是毛控制的飞机，逃也是逃不走的。林彪不外逃，加不上外逃叛国的罪名，外逃逃不出去，就可以加上叛国的罪名了。可见毛的用心。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常常失眠，饭量减少，情绪狂躁。有时在梦中呼叫，非常恐惧。经常发怒，无故猜疑。
黑匣子显示飞机刚出发的目的地是广州
——林彪专机驾驶舱最后五分钟的录音
东亚图书馆，下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厅里，讲台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何仁义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会议厅坐满了听众。其中有记者，学者，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金咏诗，淑霞，老万都在听众之中。
何仁义；“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
第一，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么应对计划？采取了什么措施？”
何仁义：“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么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么潘景寅要一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一阵子。然后专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么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么专要转一个那么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于在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一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由于年代久远，录音带里的录音已经消失了很多了。幸运的是，经过专业处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当年的对话。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一个电脑上点了一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一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刘沛丰被摔倒在地。林立果从贵宾舱冲出来。
林立果：“怎么回事？”
刘沛丰拉开左边窗口的挡板，没看到什么。拉开右边窗口的挡板，看到右机翼上有火苗。林立果和刘沛丰赶紧推开驾驶舱门。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你说什么？什么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跑过来了。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么回事？”
林立果：“老潘，你怎么转弯了？为什么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你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潘景寅拿起一个话筒带着哭腔喊话：“汪主任！汪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你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着潘景寅：“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汪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你为什么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汪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着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着心里的悲痛。但是眼泪还是不停的往下掉。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着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着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潘景寅泣不成声地对着全飞机 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音箱里传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
听众里有许多人在哭泣。
这个录音的主要内容是：
1。潘景寅在上飞机前接到了上级的秘令，要他撇下两个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秘密地把专机开进蒙古。
2。专机起飞的时候是往广州飞的。但是起飞后不久，潘景寅就开始用最小的转弯角度，秘密地把专机转向往蒙古飞。一个半小时之后，专机飞进蒙古。但是专机上其他的人仍以为专机在往广州飞。
3。在蒙古境内，专机的右翼里被人预先置放的炸弹爆炸，飞机开始失控。
4。潘景寅这个时候请示上级，但是上级已经不和他联络了。
5。潘景寅试图一个人把飞机降落。但是由于飞机已经失控，迫降失败，专机坠毁。
事实上，专机坠毁之后，毛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庆祝。
林立衡在她的交代材料里详细描述了中央警卫部队有能力拦截去飞机场的林彪座车。但是警卫部队却只是在后面轰林彪座车，让林彪座车快快地逃。
李文普看出了这里面的名堂，于是叫司机紧急停车，他自己下了车。并给自己手上开了一枪。
专机飞进蒙古是骗不过两个副驾驶，也骗不过领航员，也骗不过通讯员。为了顺利把林彪专机飞进蒙古。
潘景寅遵照命令，没有通知两个副驾驶，一个领航员，一个通讯员上专机。但是，潘景寅大概不知道那是个死亡之旅.
九一三后周恩来乘坐飞机时极其紧张怕死
林彪死于温都尔汗，是毛泽东以欲擒故纵之计逼林彪出走，又痛下杀手。中共至今隐瞒这一事实，但其实这个秘密已被邓小平揭破。
问：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你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我想听众们会有兴趣。
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温都尔汗沙漠中，有几种说法。官方只说“坠毁”，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1.以导弹击落；2.油量不足迫降失败；3.机上发生搏斗，飞机失控坠毁。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实。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所说应该是事实。首先，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而飞机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够，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寅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曾经是毛本人的驾驶员，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毛仓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
潘那次是直接由周恩来指挥来执行抢救毛离开武汉的行动，想必潘给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因毛不再乘飞机外出，他就成了林彪的专职驾驶员。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买了三叉戟，就是由他亲自飞回中国。他的战友说他驾驶三叉戟像玩手中的玩具。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他是以600公里时速，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2.5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着陆，而且不是主动迫降，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飞机着陆灯也没有打开。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进行安全迫降的准备。换句话说，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
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方式。据当时未被叫醒一同上飞机的副驾驶康庭梓说，60年代，潘本人曾有过一次迫降经历，他极为镇静地反复盘旋飞行，直到燃油耗尽才迫降，相当成功，连飞机都未受大伤。可他这次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笨拙的方法着陆。只有一个答案，他蓄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置林彪一家于死地。
问：我们知道，潘在9.13日凌晨0点05分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
答：对，这个电话是谁打的，谁命令他违反一切规范带林彪一家飞走的，这是关键的关键。谁打来这个电话本不难查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但中共对林彪事件有那么多材料。林彪死后，在军中查处了那么多人，几乎是像篦子一样梳了个遍，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一查清，通话内容一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
我们简略地把这个线索理一下。9月12日晚8时，林立果乘256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9时左右到林彪处，9点20分，林豆豆给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打电话，报告说偷听到林立果的话，说要带林彪去广州，还要轰炸中南海，害毛主席。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则立即报告了周恩来。
周采取的措施是，
1.中南海、钓鱼台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控工事、设钉板、断交通。
2.让毛立即离开中南海搬到大会堂去住。我们知道大会堂有极严密的地下掩蔽所，号称能防原子弹，人称118。
3.打电话给叶群，先问飞机，然后说要去北戴河看林彪。
4.北京方面，让心腹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又让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去吴法宪那里，监视吴法宪。同时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256专机飞山海关的事。吴法宪自己回忆，他在晚11时左右接到周的电话，顿感事态严重，便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的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告诉他“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满口答应。等回过头来，吴又想向周汇报潘本人的表态时，周却告他飞机已经起飞了。
吴大吃一惊。后来李作鹏一句话说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飞机就在机场了，这时不过晚9点，离林彪上飞机还有四个多小时。周一个命令封锁机场，林彪是插翅难逃。这一群人却干等着林彪上了飞机。
这明摆着是要逼林彪走。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就算林彪身经百战，深知兵不厌诈，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还不一惊就炸。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必定是每个细节向毛汇报，等毛的指示。
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偏偏没有毛的一点影子，一丝踪迹。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毛要算计林彪是蓄谋已久，一直在找机会。
问：从许多材料看，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实在不行就去香港，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
答：确实，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设想。接着上面的话题。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决定马上走。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
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张宏，说他们马上要走，你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的吗？可这时张宏态度大变，一副不理睬的样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明摆着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给北京挂了个电话，一边听话，一边点头，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让林彪走，这个“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让林彪走，却要让他去赴死。这个任务要由潘景寅来完成。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受到林彪案牵连的那么多人，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个好人。
我们知道邓小平这个人最是心思缜密，绝不放空言，这次他终于说出了潘带着林彪一家子坠机的秘密，虽然也是欲盖弥彰，拉上了另一个飞行员当幌子，又说是“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邓大人可是从来“实事求是”的啊！不知内情，他绝不会为一个带着林彪投敌叛国的人平反。
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当晚10点左右，周还发过指示，一定要保护好林彪，但两个小时后，这个命令却没作用了，反而是中央要林豆豆上飞机，和林彪一起走。谁能撤掉周的命令？只能是毛。
二是9月12日，毛突然坐火车回京，不直接进京而在丰台下车，下车就对来接他的吴忠说：“庐山回忆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把吴忠吓坏了。这个六号简报就是要设国家主席的那份简报。这两个事儿可以说明，毛要对林彪下手了。
问：那么让潘景寅带林彪飞，这个神秘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
答：潘本来已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飞机也不准起飞”。吴是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保证服从，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他永远是借刀杀人，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
周可怜啊，有林在，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儿。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他绝不会主动害林，但从逻辑上看，这个电话只能来自他，或一个能代表他的人。从潘后来采取的神风特攻队着陆方式看，周可能鼓励他为保卫毛主席英勇献身，依照周的性格，他甚至会向潘保证你牺牲后，你的家属会由我照料。潘在0点05分接了这个电话后就去准备飞行。
他的同事回忆说：“他一直没把我们其余5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看起来潘先生是个宅心仁厚的人，明知这次有去无回，不愿再拉上人白死。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后的表现。先是如释重负，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这是因潘完成了任务而松了口气，然后去找毛汇报。
可在9月21日，周开完会后，当只剩下纪登奎和他两人时，他突然大哭起来。纪登奎安慰他，他却摇头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完”。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寅的悔意。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否则就露了馅。
到了10月10日，他接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据他的专机机组人员张瑞蔼回忆，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手，问候一声。可这次，他显得紧张，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机过长江时，周突然问：“这是长江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呀？”
机组人员反复解释，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才放心。张说：“我飞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看周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这个事实极重要。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
周的精神过敏，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原才会过敏。周的过敏原就是林彪事件。林葬身大漠完全是有人操纵的结果。林是被毛逼走的，并被安排“坠毁”。周是参与者。林会有如此下场，周又怎知自己不会？这个背后的黑手是毛，只有他能操纵林、周的命运。
吴法宪生命最后时刻突然大骂毛泽东, 作证周恩来逼死林彪
在四年国共内战后，中共关押了九百二十六名国军高级将领，其中大多数人在“战犯管理所”苟延残喘、逆来顺受。然而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人焕发出人性的光辉，在无畏无惧之下说出了心里话。例如有个在一九四七年泰（安）蒙（阴）战役中被俘的国军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杨文瑔，弥留时毅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他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的心狠手毒、诡计多端、口蜜腹剑、丧心病狂。
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十恶大审特别法庭”判刑十七年，八个月后保外就医。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这本七十四万字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后，他对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第二，判决书中说他“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还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林彪已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从九一三以来，我一直没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在文革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全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在文革中，我所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词组，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迫害干部的罪魁全面武斗的黑手都是毛泽东
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关于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项目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周亲自批示、审阅、画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项目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按：指黄吴李邱），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八万人受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空军仅占其中百份之零点二，其余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八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泽东、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吴法宪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
对于中共现当权派指责林彪“反军乱军”，吴法宪极为反感。他说：“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吴法宪还揭露：“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是一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绝不可栽赃到叶群身上。〈程世清访谈录〉与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与我〉都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这是指林彪，然而吴法宪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他的话。早在一九五○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相反，在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调兵时，林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把重点战略目标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对付苏联。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
现在中共的御用文人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改变的总预演”，吴法宪认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防止苏联突然袭击是毛、周的三令五申，战备疏散是预防苏联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伤害聚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义下达疏散令后，才有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华北东北西北的坦克、飞机、大炮，当时毛泽东并无异议，不能因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行。
九一三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划。吴法宪说，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煊染、被歪曲了。
吴法宪作证周恩来逼死林彪
对于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于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么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廿九年、他刑满十三年之后，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么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
吴法宪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但他对别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在本书末之〈附录〉中也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对于他这南征北战、浴血疆场十九年的父亲，“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卅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其矛头直指中共党史编纂部门的负责人。
吴对自己的仇人恶有恶报感到快感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九一三时到空军司令部监控吴法宪后来又成了吴案负责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在政坛上再也没有作为。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一九七三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经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邱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老毛更奸，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戚本禹想染指李讷余立金秘书同杨成武女儿春风一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镇压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近万人。事发后，赵永夫打电话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报捷，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二十二年后，邓小平下令用坦克辗压青年学生，都是视民命若草芥的表现。
吴法宪回忆录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锋芒太露、功高震主，在决策层滥竽年余就去了秦城监狱。毛泽东原来指示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比较年轻的戚本禹转过来，无奈戚本禹恃宠生骄，乐极生悲。事缘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骑马、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江青的女儿李讷，以至于江青怀疑有妇之夫戚本禹对李讷存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告了御状，说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结果戚也去了秦城监狱。
另一条花边新闻是：叶群为了拉拢总参谋长杨成武，特地安插杨成武长女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巴结杨总长，便叫自己的英俊秘书单世充多多关照杨毅。此时杨毅因参加“写作班子”住入京西宾馆，单世充几乎天天往京西跑，还常给杨毅送吃的，接着便向发妻纵素梅提出离婚。纵氏从单世充日记本里发现单与杨毅的合影与诗句，有“春风已度玉门关”一句，于是纵氏到空军司令部告状。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把单世充软禁起来，杨毅则下调四川一个航校当了干事，她到四川不久就含羞自杀，正好杨成武被打倒，发配河南龙门县。
吴法宪承认中共志愿军击落美机数字有假
吴法宪回忆录同汪东兴李鹏等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中共军事机密。诸如：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注1）
（二）自中共空军建军以来，空中、地面事故涨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
（三）五十年代厦门有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叛逃去了台湾，并在那儿升了官。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湾特务，向台方发了一个假情报，称那个师长是假投降，结果对岸就把那个师长枪毙了。
（四）有关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吴法宪与公安部长谢富治、总理周恩来组成了项目组。案件由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但陈伯达不相信一个煤球厂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如邓小平的秘书才写得出来。事隔近四十年，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粟明德先生才公开了他起草这张传单的详细情况。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镇反时被中共杀害，一九五七年他在北大农学院肄业时，因反右运动深入而偷渡经港赴台。粟明德起草的这张传单由短波电台传到大陆，一位与中共也有杀父之仇的工人抄录油印了八十份，这是全案的来龙去脉。把一个北大学生当作邓小平的秘书，这是书呆子陈伯达的误判。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断定，吴法宪讲了许多真话，所以这部书不能在他为之奋斗了四十一年的中共国出版，而只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香港印行，就连“左王”邓力群的回忆录也要在香港出版，这对中共当权派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注释1.据中共官方宣称，击落美机5729架；然而美国方面宣布，美军空、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仅两千架；一九九二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致函美国参议院，承认有1309架美机在北韩上空被击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