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砰砰”的枪声尚未消散，几个鬼魅般的身影将血淋淋的尸体拖进白色救护车中开膛破肚。
这不是恐怖片中的镜头，而是化名Bob的前中共公安正在向大纪元记者讲述自己亲历的噩梦——中共强摘死囚器官的现场经历。
Bob曾经是中共河南省郑州的一名普通警察，现居美国，大纪元核实了他的警察证件和个人信息。他告诉记者，自己从事的普普通通的公安工作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践踏了我的人生观和做人准则，使我下定决心退出公安。”
离开的代价同样巨大，因为得罪了当时的领导，领导借其它罪名把他抓起来，关了一年多，Bob说。
对Bob而言，从精神到组织上脱离公安部门的过程都十分沉痛，但帮助他觉醒，认清了中共掩盖的中国真相，其中包括中共强摘中国人器官的罪恶秘密。
刑场亲见强摘死囚器官
1996年加入公安的Bob被分配至派出所做户籍警察。
和其他无数基层公安一样，他曾经执行了一些安全保卫和社会治安工作，也参与了一些案件的侦破。但和许多中共警察不同，“看到公安对底层百姓的欺压，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所以想要离开。”
他提到旧日经历给他留下的梦魇，莫过于死刑枪决现场的见闻。
Bob说，作为公安人员是要维持宣判现场的秩序。宣判死刑后，再由武警押送死刑犯去刑场，“作为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我们有时候会跟着囚车一块去刑场。”“我离行刑处就五六米的距离，亲眼看见死囚犯被枪毙，然后（死囚）被拉到刑场旁边类似救护车的白色车辆中，被摘取了器官。”
他说刑场是由当地法官选定的，之前会有人通知医院，有救护车在现场等待。“起初我还以为救护车是在现场抢救一些群众或犯人”，Bob回忆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在守卫刑场的经历中，无意中多次看到白色救护车内的骇人场景。
“有一次车厢后门打开了，两个穿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人正在摘器官。白大褂看到我们在旁窥视，马上就把门关上了。”他说这个救护车的门一般总是关上的，而且拉上窗帘。
公安披露中共强摘死囚器官流程
Bob说自己实际上曾经从内部了解过中共强摘器官的事情。
“如果不是主要执行人员或主管的话，一般情况是不会了解这个过程的。”他说，“但我们了解整个死刑过程，从对死囚做身体检查、进行监督和防范，到如何确保他们在死刑执行的当天能够保持比较健康的精神状态等等，整个过程我们都清楚，这就是有针对性的强摘器官。”
Bob详细说明了他通过工作经历获悉的中共强摘死囚器官的流程和内幕。
“死刑一旦被宣布，囚犯就被砸上了死刑镣，是防止自杀的。然后狱警会安排一个到两个犯人对死囚进行24小时贴身‘看护’，其实就是防止他出现意外。”
“同时还给他检查身体、检查血型、评估身体和精神状况。这个时候对于未来他的器官是否被摘取，已经有个大概的判断。而且在监狱外还在寻找器官移植的受体（买家）。”
“在死囚被处决前一晚，看守所里面不允许睡觉，灯必须是开着的，便于狱警可以随时去检查死囚犯的精神状态”，他补充说，“但据我所知，没有人通知死囚犯他们的器官要被摘取。”
“一旦器官匹配上，医生就会在行刑前给死囚打一针，骗他们说是这是止痛的；实际上打的是防止血液凝固的针，是防止人被枪毙后，血液突然凝固会伤害到器官。”
“打针后，死囚被执行枪决，然后是法官验明正身，就是用一个金属棒去搅囚犯的头，确认死亡后，尸体被迅速抬上救护车。车门一关，进行现场解剖和器官摘取。”
“死刑执行完后，尸体是混在一起，直接拉到火葬场烧掉。火葬场中也是区分不出来谁是谁的骨灰。从里面撮一些，直接拿给家属就可以了。”
Bob说，“除非特殊情况，绝大多数死囚是没有机会见家属最后一面的。家属最后见到的只是一盒骨灰，也不会知道器官被摘掉。”
亲身经历作证：中共强摘器官形成产业链
Bob说，“这（强摘器官）几乎是半公开的一个产业链，至少从我当警察起，一直到97年、98年都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分工配合，都是安排好的，比如说刑场的具体位置和派遣医生去现场摘除器官”，他说，“我们公安事先都不会知道刑场在哪，他们却可以在刑场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就连白色车辆里面都用薄膜遮盖上，防止血液溅出。”
Bob说自己有一次扫了一眼，“车里面不是一般手术室的配置，全部是用塑料薄膜遮盖起来，防止血液把车给弄脏。摘取器官后，直接把塑料薄膜撤掉，车厢干干净净。”
Bob说自己不清楚中共强摘器官是何时开始的，“从现场的流程操作、熟练程度以及互相配合的密切程度来看，这不是一年、两年的工作，这已经是很长时间的摘取器官的过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各个部门之间配合得非常紧密，包括法官、包括看守所里面的医生、包括外部的受体等等，甚至价格都已标好。”
他说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案件相关人员、主审法官、刑事庭庭长、检察官都会在现场，“他们非常清楚哪一个囚犯的哪一个器官是被匹配的，因为并非每具尸体都会被解剖，只有事先安排好的尸体会被抬到救护车上进行解剖。”
虽然脱离公安多年，但他认为“整个强摘器官产业链已经很完整，在巨大利益驱使下，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依然是存在的”。
Bob说国际上曝光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自己没直接见过，不太清楚，“但我亲眼看到了从死囚身上去摘器官。”
背景：国际曝光郑州医院涉嫌活摘器官
2021年4月10日，“追查国际”组织发布《对郑州市人民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报告链接），该报告披露了“追查国际”搜集整理的包括电话录音等大量证据，揭示出从2000年开始，中共一直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牟取暴利，参与强摘器官的单位涉及全国各地所有中共军队、武警和地方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其中也包括郑州市的医院。
当天同时发布的《追查国际对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责任人的调查报告》揭示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肝肾移植量多年位于全国前列。经常半夜来供肝，器官来源不明。
2018年11月6日，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苗书斋在“追查国际”调查员的电话调查中承认他们的肝移植手术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而且等待时间只需一两个星期，最长一个月（追查国际调查取证录音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pdf）。
看守所中的黑暗经历：死亡指标
作为一名普通公安就已目睹太多的黑暗，Bob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关进监狱（看守所），接触到更深层的罪恶真相，甚至补足了中共强摘死囚器官的整个链条。
“我作为公安，死囚从看守所出来，到宣判大会，再到刑场，这个过程我是全程参与的；我作为所谓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关进看守所后，接触到死刑犯从一审、二审、最后核准死刑的这个过程。所以内外这两个环节我都非常清楚。”
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让他了解了更多中国媒体从不报导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例如看守所羁押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并未构成犯罪，其中也包括他自己。
他回忆说，“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接触到看守所中的死刑犯。”而且，海外已广泛披露、国内媒体也偶有触及的“超时奴工、牢头狱霸、体罚虐待甚至‘躲猫猫’死等残酷场景，在看守所里是司空见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但更残酷的，是中共公检法体制下的犯罪指标和死亡指标。
Bob说，“我们基层公安当时的指标是每月至少刑事拘留或逮捕一人，如果不达标，就会想办法让你按照他们的口供去完成。”许多不构成犯罪的中国人被抓进看守所，就是因为公检法要完成相应的指标。
“我在看守所中听医护人员讲过，有出现猝死，但具体是真的猝死还是服用药物等其它情况，就不得而知。因为中共监狱每年都有死亡指标，只要不超过这个指标，死亡就属于正常。”他回忆说，“有些囚犯就被送进看守所里的医务室，去了就再没回来。”
中共治下 无人幸免
一名曾经的普通中国公安，做出不普通的选择——敢于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Bob说。
他举例，当年给他定罪的市委书记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所以在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统治下，从上到下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Bob的经历让他知晓，中共的大内宣、大外宣都是谎言，老百姓听到的信息都是虚假的。“例如整个司法系统都非常腐败，公检法沆瀣一气，民众不要指望可以通过司法系统去维权。”
他说自己虽然离开公安系统一段时间了，但情形并未发生什么变化。“现在中共对政法系统整风，抓了一批法官、检察官、公安局长。这些人今天是中共迫害人民的刽子手，明天报应就会落在他们身上。”
公安工作令Bob良心难安，而囚徒的经历则让他深刻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生存的艰难和苦难。
“想要真正的安全，唯有中共灭亡。”他说，“唤醒身边的人，把真相告诉别人。当时机到来时，勇敢地站出来，让中华民族真正地站起来。”
这就是Bob正在做的事，一名前公安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