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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百年来杀死一亿中国公民? 计划生育杀死四亿中国孩童

 

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中共篡政70年杀人数千万
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六四中共篡政70年杀人数千万
共产党杀人历史,杀害五亿中国人
共产党杀人历史,杀害五亿中国人

中共庆祝“十一”的焰火升起时,当中共军人蹬着皮靴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时,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当局打造的绚丽和威武背后,是由70多年来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和屈辱铺就的。且不说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至1949年建政前的“红色血腥”,仅其建政70年来,就完全可以用嗜血成性、滥杀无辜、杀人如麻一以贯之,实在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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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中共不仅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一方面,中共在国内、党内通过发动的各种运动,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另一方面,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国共内战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

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按比例杀人的“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建政初期,为了消灭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等,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1950年12月,刘少奇下达指示称:“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至少二百万地主死于改造运动

为了巩固政权,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2月24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毛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中共高层的指令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那么,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万到二百万。

而根据旅美当代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丧命

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一直吹嘘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支持朝鲜邪恶政权的侵略战争。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国军将打过“三八线”的中共军队打了回去。斯大林死后,内外交困的中共同意签署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会的授权下,发表了纪念文告,其中说道:“美军和我们的盟邦苦战数月,有攻有守,有得有失,但始终拒绝向敌人屈服。……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朝鲜退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大韩民国保住自由、民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各国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出兵对抗侵略,并获得成功,当然这还得感谢将近两百万美国人的英勇。”

而在支持这场侵略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中共军人战死、冻死、病死在朝鲜战场,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2010年10月2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在《十八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近七成牺牲时不到三十岁》中透露了中共“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包括病死)先后更正的三个数字:开始说是15.66万人,后来在多方质疑举证下改称是17.17万人,后又被迫承认有18.3万人。

另据近年曝光的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透露,入朝“志愿军”总减员达978,122人。如果这一数字准确,那么入朝的135万“志愿军”只有37.2万人返回。

而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显示,中共“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阵亡908,447人,失踪4,471人。

为了支持侵略者,近百万中共军人丧命朝鲜,他们中一部分是国民党投降中共的部队,而毛泽东将这些“心腹之患”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军队,清洗受到国民党影响的部队。毛和中共何时将人命当回事?

工商业改造运动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资本家。

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靠着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肃反运动的后果

1955年至1957年中共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肇始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主要目的是肃清中共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根据毛划定的好人和坏人比例,各单位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

“肃反运动”结束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称: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中二百万知识分子消失

因恐惧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中国出现,1957年,中共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毛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法,诱使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在天真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批评中共后,毛露出了魔鬼的真面目。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文革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档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

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

资料还显示,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知识分子神秘消失。他们死在了哪里?
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至少四千万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而导致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根本原因是中共的体制问题。“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文革 文化大革命 批斗大会
文革 文化大革命 批斗大会

文革浩劫死二千万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由毛泽东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浩劫。它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古迹,而且戕害了无数中国人。

美国汉学界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则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通过搜集中共公开出版县志中的死亡数字以及内部档案等,推断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中丧生者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在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共高官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换言之,中共承认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蹊跷的是,叶剑英的此次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但具体数字消失。

而据《邓小平文选》记载,邓小平1980年8月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口中的“天文数字”难道是在暗示死亡人数不只两千万?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顾准、李达、赵树理、田汉、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邓小平在1980年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这些事实和数字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六四
六四

“六四”至少一万人被杀

1989年6月4日这一天,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屠杀“反腐败,要求民主”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但依据1996年3月初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些内部档案材料,可知,全国共有931死亡,22,000余人受伤。

而“六四”前夕担任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如果说死亡几千人已经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共的残暴,那么白宫披露出的档案则让人们更多的是恐惧:一个政府怎么能屠杀如此多手无寸铁的百姓?

另据2015年有媒体援引香港苹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称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报导指,上述机密档案现保存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档案馆,关于“六四”大部分相关文件由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北京撰写,部分来自时任驻港总领事安德逊(Donald M. Anderson)。

2017年,英国最新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

然而,中共的杀戮并没有终止。

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被害?

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掀起了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二十年走过,迫害依旧在持续。在这二十年中,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拷打,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由于中共的刻意掩盖,迄今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害还是个谜。

不过,根据海外明慧网的统计,迄今有4千多有名有姓的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那么没有披露的还有多少呢?

此外,遭到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基督徒、天主教徒等,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死于中共之手呢?
中共输出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中共巩固政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象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

其中,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还有印度以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还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文革2.0
文革2.0

35年血与泪 中共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中国孩童五亿人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生源于计划经济 中共以政策之名残害国人

 

“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郭在文中说,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中共的决策是党文化的产物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与国外民众自愿的政策不同,充满血腥与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陆的统计资料看,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状态下妇女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这个数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会进一步降低。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接受《纵览中国》杂志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生育权的角度,计划生育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解体党文化》中阐述说:“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实证明,中共当年提出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抛弃。在“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共又搞起了“改革开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减少的人口数量,但这一政策却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下被延续下来了。

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其邪恶的基因注定了它发起的运动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生灵被这所谓的“国策”所夭斩,有多少妇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难以统计。

而在人口少就能“提高国民素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弥天大谎下,相当多的中国人默认甚至赞同这一所谓的“计生政策”,误以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计生”有直接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主动的”受害者。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靠天吃饭,劳力多家庭就富裕兴旺,而且家族香火的延续靠的是男丁。然而一刀切的“一胎化”,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执行的相当彻底,靠的不是老百姓的所谓“觉悟”,而是高压暴力。

就是今天,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还可见到各种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让国亡。”“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

而这些标语绝非表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7年,北京某高校教授宋先生回江西农村探望族亲,村干部设宴款待,席间提到该村是“计划生育”模范村,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宋先生不明白村民为何如此听话,村书记自豪地说:“不管谁家生了孩子,当天一卡车民兵拿着枪,带着医生就到她家,把她家一围,进屋就做结扎。谁敢不听?!”

曾在纽约从事移民服务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接待了一个来自山东的中年男子。他的经历让张先生唏嘘。上世纪90年代初,这位男子的妻子怀了双胞胎,夫妇俩欣喜不已。然而孩子出生后,医生却说其中一个孩子是个死胎。但她的妻子当时明明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啼哭声。他多次找医院要真相,得到的答复都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们怎么都不相信,还是不停地问。一个当班护士看他们太可怜,就偷偷告诉他,为了保证一胎化,上面有要求,凡是生下双胞胎的,要处理掉一个。他的那个孩子在出生后即被放在水盆里憋死了,但不会有人承认这些。许多人相信,像这位男子的遭遇绝非个案。

2001年3月,陕西省汉中高龄孕妇张汉云即将临产,但因为其修炼法轮功,当地“610”办公室将其绑架到洗脑班。因发现她即将生产,就把张汉云拉到30公里外的职工医院。但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结果,胎儿被惨无人道地肢解后分块取出。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安平镇的孕妇龚起凤,已经怀孕7个月,和丈夫吴勇元租住在涟源市工农路一个出租房内。下午3时许吴勇元在家中洗澡时,安平镇计生办多人闯入他家,将其妻子绑架至医院,采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对其施行引产。

龚起凤的丈夫吴勇元哽咽着向大纪元记者诉说道:“后来医生就把这个小孩子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门外边。装在塑料袋内的小孩还在动,还有小小的呼吸,只是那个哭声不大,只有小小的声音,然后还在动弹,还在挣扎。”如此强烈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刺激最终让龚起凤发疯,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002年浙江董铁锋的妻子检查“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因无准生证,来了20多人冲进产房,将剪刀刺进婴儿后脑,刀上粘满了鲜血,婴儿脑浆迸出,惨绝人寰。

⋯⋯⋯⋯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中共计生部门疯狂的原因

导致中共计生部门如此丧心病狂的这么干的两点原因:一是政绩需要,一是利益驱动。

日前,一个署名为“基层机关干部”的人在网上爆料了中共基层计生官员如何瓜分计生罚款的内幕,受到广泛关注。文中说,其所在的乡镇计生办对于早婚早孕的夫妇最低处罚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罚1万元,一般标准为数万元,视“关系”而定,其计生罚款的分成如下:告密者15%、乡计生办(组)20%、乡长、书记35%、县计生委30%。

该爆料人说:所有人都以为“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都交给国库了,其实全部进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支持“计划生育”,因为有经济利益驱使。

到1990年代,执行“一胎化”政策以严厉打击超生,变成评核官员表现的“一票否决制”,即超生严重地区“一把手”及相关官员升迁将受影响。民众称,计生工作队简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超生嫌疑的孕妇被视作杀人放火的大盗,抓去强制堕胎,即使七八个月的胎儿也要打下来,就算是足月引产下来的孩子,活的也得弄死,同时还要家人交钱赎人,超生的更要交付高额罚款。

中共专政的体制造成了人口政策的反复和失衡,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滕彪谈到,人类历史上从古到今也没有这样一个限制人生育的政策。这只有一个极权体制能够做到,它使用所有的暴力机器来推行“计划生育”,而且是一个很荒唐的政策。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也是摧毁性的,后果很可怕。

 

二、强制一胎化35年 多重家庭社会问题日益尖锐

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已经35年,带来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把中国百姓拖进苦难的深渊。目前,中国社会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用工荒”等问题日趋严重,而这些问题带来的恶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逆转。

 

长期计生 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自然繁衍状态下,男女出生比例的正常值在103~107范围之内,即平均每出生100个女婴,就出生103~107个男婴。由于男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偏高,所以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会逐渐趋于平衡。

然而,由于中共计生政策的强行干预,中国男女比例失衡长期处于全球之最。据中共官方最新统计,2014年男女人口比例已高达115.88。2004年还曾出现过121的历史最高纪录。

中共官方统计,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共出生了6.75亿人,平均男女性别比是114.7。南开大学教授原新按性别比正常比值推算,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2345万~3631万,即出现了3000万左右的“剩男”。

人口学者姚美雄预测: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初婚年龄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而低年龄段男女失衡也将持续存在,会造成早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代际争夺及婚外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今年9月6日,大陆财新网发表文章,坦承“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文章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它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它所有国家和地区。从合理的分析来看,这背后的原因恰恰是中国实行了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全球最严苛的生育数量限制。”

文章说:“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父母可以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来满足他们的性别偏好。假设自然男女出生比例与胎次无关,一直保持为106,即使所有父母都偏好男孩并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男女出生比例依然还是106,平均每对夫妻的孩子数量也仅为1.94。”

文章还特别强调,“即使没有重男轻女而只有男女双全的思想,农村的‘一胎半’政策也会导致男女出生比例失调。这是因为,头胎是男孩的父母被禁止再生育,无法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而头胎是女孩的父母,如果希望男女双全,自然会希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

人口老化与老无所养

按照国际人口统计学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201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达1.37亿,占总人口的10.1%,属于深度老龄化。

由于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80后组成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是“四二一”式结构,即一对夫妇下有一个孩子,上有四个老人。在赡养和照顾老人方面,给年轻夫妇带来不少压力和负担。据预测,到2020年,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将急遽增多,特别是2030年后,劳动力和退休老人的比例将由现在的5:1锐减到2:1。届时,“四二一”式的家庭恐难以承付四个老人带来的压力。

今天,中国有3/4的工人没有正式退休金,不远的将来,他们会因缺乏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而陷入困境。

日前,大陆媒体热传着一条江苏如东县提早步入老龄社会的新闻,指该县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如东县比中国大部分地区提早十年施行绝对的“一胎化政策”,曾被中共标榜为“计划生育红旗县”。但今天,该县总人口中近30%是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了中国首批“银发潮”。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0月26日报导说,全中国都在老龄化,但如东县的速度更快,人口严重老龄化,对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养老院到地方政府财政再到该县退休人员的心理健康。

国家老龄化的另一个可怕后果就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时在硅谷表示,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我对印度如此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我们65%的人口都在35岁以下。”“一个有着8亿年轻人的国家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印度总理的说法能否成真此姑且不论,但人口年老化确实是一个国家的大忌。大陆人口经济学家推测,从2015年起,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

由于中共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的出生率已大幅下降。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0〜14岁人口十年间下降了6.29%,60岁及以上人口十年间上升了2.93%。其后果是“用工荒”日渐显露,养老难日益严重。

“失独”家庭猛增 中共推卸责任

另一个由“独生子女”政策引发的直接悲剧就是“失独”家庭问题。

今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在北京“计生委”门外静坐,要求中共兑现“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静坐示威遭到中共警察的暴力驱散。据悉,这已经是失独家庭第五次进京上访。

在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中国,每年有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给整个家庭带来的是难以想像的痛苦。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了家庭血脉的延续,失去了亲情的唯一寄托,而这些无法或不能再生育的父母更面临可怕的养老难问题。中共推行“计划生育”早期,曾许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但后来就稀释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最后干脆流氓地说“提前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城里人可能还有退休金,农民呢?!

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早在2010年中国的失独家庭已达100万个,并以每年7.6万的速度递增。近日,人口学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在中国现有的2.18亿的独生子女中,有1009万人可能在25岁前死亡。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失独家庭或很快达到1000万个。

因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剧,中共却拒绝为之买单。

独生子女教育异化 成长畸形

30多年的“一胎化”,使相当比例的“70后”和绝大多数“80后”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出现了方方面面的负面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是一个家庭,乃至三个家庭(父母本身,外加祖父和外祖父家庭)的唯一宝贝,所以,来自父母,特别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娇宠溺爱,使许多独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皇后”,但这些溺爱却造成很多不良的性格和心理,如:

 

任性

在娇纵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一切的中心,变得自私甚至极端自私,表现出任性和爱发脾气。

 

浪费

由于从吃的、用的到玩的,从来都是张口即来,使得孩子不懂得珍惜,随意丢弃和毁坏物品而不在乎。

 

懒惰

由于一切都由家长包办,不少独生子女变得非常懒惰,动手能力差,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一旦离开家长就无所适从。或者,由于从小生活在父母和长辈的呵护下,一些孩子变得胆小孤僻,进而导致人际关系障碍。

 

挑剔

由于被娇纵,要星星不给月亮,许多孩子挑吃捡穿,不合口味的食物不吃,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式的衣服不穿。

 

狂妄

由于长期处于“中心”的地位,加上父母对孩子缺乏基本要求,不少独生子女不懂得尊重父母,尊重长辈,甚至任意指使长辈。

 

冷漠

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没有兄弟姊妹,许多独生子女不懂得与人分享,变得对自身以外的人或事毫不关心,毫无团结友爱可言。

另一方面,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意识强烈,千方百计要让自己唯一的孩子出人头地,最起码能在变态的激烈社会竞争中有立足之地,所以不顾孩子的兴趣意愿,强迫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白天学,晚上学,周末学,假期学,致使许多孩子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父母形成对立,最终一事无成。

说到底,这些家长早已成了现代名利社会的奴隶,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主动或被动地成了这个畸形社会的牺牲品。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情况可能不至于这么糟。

被边缘化的“黑户孩子”

与这些“幸运”的独生子女相反,一些“计划外”的孩子则被中共边缘化。所谓计划外,就是父母“违反”计生政策生的二胎甚至三胎。如果父母没有经济能力缴纳巨额数量的罚款,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将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地方上学等,被民间称为“黑孩子”。

这些普遍出现在农村地区的“黑孩子”无法体现任何“社会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不能接受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为这个体制所抛弃。

由于没有合法的社会地位,使这些“计划外”的儿童心理受到极大伤害,极易产生自卑心理,或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怎么登记结婚?由此是否又会引发更深层的社会矛盾?

对于这类孩子,父母的心理也极其复杂。一方面,孩子是自己担惊受怕冒着风险生下来的,更是疼爱;另一方面,由于孩子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使父母有蒙羞感,甚至当遇到挫折时会迁怒于孩子。

为此有学者问:为什么中共要人为制造这些没有社会身份的“黑孩子”?在历次的人口普查中,这些“黑孩子”被统计进去了吗?

中共“一胎化”导致的社会问题还有很多,在此不做一一列举。

 

三、一胎化恶果:中国社会道德加速崩坏

中共祸乱人类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全方位地打掉人的道德,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也同样如此。它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痛苦和矛盾,还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人伦道德观念和对“礼义廉耻”的认知,导致许多人为了娶妻生子延续后代、为了生存需求而买卖妇女儿童,抛弃了道德底线。更有甚者,亲手遗弃或虐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其冷漠程度令人发指。而在买卖“弃婴”的肮脏交易中,医院和官员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买卖妇女儿童泛滥 很大程度因“一胎化”造成

自古以来,男孩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劳力,更是这个家庭的香火延续。然而,强制性的“一胎化”使众多的家庭失去了生养儿子的机会和权利,这对大多数中国家庭,特别是70%的农村家庭来说是重大的打击。又因为男多女少等方方面面的人为社会因素,使得一些农村地区变成“光棍村”。人们无力反抗这种“人祸”,又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种“现实”。由此,一个庞大的买媳妇、买儿女的“市场需求”日渐扩大,其所造成的犯罪问题、伦理问题、家庭分裂问题,成了涉事家庭解不开的死结。

1985年,河南某农村的苏淑凤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被熟人以外出打工为由诱骗,卖到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男人姓王,丧妻,有三个孩子。她不从,遭到王某强奸和严格看管。后来她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想想现状,苏淑凤不敢再回到原来的家,那样肯定会遭到夫家和邻里的唾弃。加之这个王姓男人对她非常好,于是苏淑凤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就跟着这个男人过了。

1996年秋天,苏淑凤随自己的男人到深圳打工,结果男人突发脑溢血死了。她拿着几千块钱的赔偿金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老家,面对她的是:孩子被王家抢走,她本人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女,但她没有勇气回到原来那个明媒正娶她的夫家。

2015年10月19日,重庆巫溪郑发燕在被拐卖18年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和哥哥,但父亲却早在2009年就已去世。当年16岁的少女被人拐卖到广东,而今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饱经沧桑。

近年来,由于男多女少日趋严重,人贩子开始从越南、老窝、柬埔寨等国把穷困的妇女贩卖到中国,卖给那些娶不到老婆的男人。

贩卖儿童 加重中国社会的苦难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今年7月27日报导说,中国每年估计有上万名儿童被拐卖,而总部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寻子之家”估计的数字要多得多。这些孩子有的被卖给他人收养,有的则被买去当童工。很多家长为了寻子,穷尽所有精力和财力,甚至半生的时间。

 

寻女9年终得见

据《成都日报》报导,今年1月6日,程师傅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失踪9年的女儿。2005年10月18日中午,当时在西安生活的程师傅没有在12点到红庙坡希望小学接女儿放学,他迟到了20分钟,从此再也寻不到女儿的踪影。

为了寻找女儿,他跑遍了几乎大半个中国,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了20多万元的债。2014年的最后一天,程师傅忽然接到一个热心女子的电话,说一个被拐骗到成都女孩的帖子所提供的信息和程师傅被拐走的女儿程程十分吻合,并转交了女孩的联系方式。

和这个女孩悄悄联系,核实信息后,程师傅于今年1月6日抵达成都,通过微信悄悄将女孩约出。他说:“她站在店门口,我们假装从门前路过,就看了一眼,就是那一眼,我就确认她就是我女儿。”

经DNA亲子鉴定,女孩确实是程师傅9年前丢失的女儿。在这9年中,她已被两次转手,辗转陕西、河南、四川等地。

 

走遍大半中国 寻子一无所获

孙海洋,在深圳开一家包子店,他的4岁的儿子孙卓2007年10月9日在家门口被人贩拐走,至今毫无音讯。多年来为找孩子,他和家人除了新疆和西藏两地没去外,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花费无可计数、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和家人备感疲惫。

孙海洋告诉记者,警方不仅对破案不积极,还阻止家长们找孩子,对家长们进行监控,说家长们出去找孩子是在出警方的丑。

大陆财新网今年6月23日披露,从“133个被拐卖儿童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被拐卖儿童基本在6岁以下,买拐人主要以收养为主;有超过50%的案件是亲生父母或家中亲戚所为;被解救儿童仍有近一半不能回归家庭”。

湖南衡阳的张某和王某未婚同居,于2007年生下一个男孩,2008年11月又生下第二个男孩,因无力扶养,以6000元将第二个孩子卖掉。毫无人性的张某和王某决定开始做“孩子”生意。2009年10月,他们的第三个男孩降生,被他们以20,000元的价格卖掉。2012年9月,他们又生下第四胎,又以10,000元的价格卖出。结果,张某只被判刑6年,罚款20,000元。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典型例子,但为了生计、为躲避超生罚款、为了报复配偶而卖掉亲生儿女的案例不在少数。

 

买卖婴儿牟利 官方直接参与

践踏生命的“一胎化”政策搞乱了中国人的意识,婴儿可以被随意买卖和抛弃,而且出现有组织的集团犯罪。

 

1. 弃婴岛的出现

2013年12月,中共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公开提出设立“弃婴岛”,让那些想抛弃婴儿的父母把婴儿抛弃到固定地点。为此,深圳市表示将着手建立“婴儿安全岛”,并称在“弃婴岛”不设监控录像头,但报警器会延时,称给弃婴者留出反悔时间。

2014年6月1日儿童节,济南市婴儿安全岛正式启用,仅5天,就收到弃婴42名。对此,大陆媒体的报导表示弃婴是违法犯罪行为。家长把孩子放到“婴儿安全岛”有违道德,也触犯了法律,更不能理直气壮,但又说“建立婴儿安全岛与法律规定禁止弃婴和打击弃婴犯罪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这怎么能是“一致”的呢?有民众气愤地说,只有中共才能造成这种相悖的一致!

该政策引起大陆民众广泛批驳,认为中共根本不是在解决“弃婴多”的社会问题,而是在“变相鼓励遗弃”,是变态政策,毫无人性可言。亦有大陆民众怀疑,这一政策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目的和黑幕。

2. 医院明码标价贩卖婴儿

2013年,河南某些医院明码标价拍卖婴儿事件被媒体曝光。男婴36,000元,女婴24,000元。医院甚至还承诺可以挑选婴儿,并保证健康,还可办理收养手续。医院称婴儿都是私生子或弃婴,交易安全。

同年8月初,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张素霞,因涉嫌拐卖多名初生婴儿被警方抓捕,当地村民闻讯后纷纷报案,短短数日就有7个家庭婴儿疑似被其拐卖,最后警方确认张素霞涉案26起。

 

3. 计生官员充当国际人口贩子

2011年5月,湖南邵阳市隆回县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将所谓的“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然后,福利院编造或伪造文件,把部分婴幼儿变为合法“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取暴利 。

据北京《新世纪》周刊披露,从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估计有数十名婴孩因家长无力支付罚款,遭计生官员抱走,其中仅高平镇就有16人。村民形容,当知道计生部门有行动,大家就像遇到土匪般马上转移。

自2003年以来,邵阳市三个县的福利院分别“买进”婴儿169名、232名和409名。这些婴幼儿大多数被贩到境外。

⋯⋯⋯⋯

日前,中共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媒体上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有利于打拐工作。

他说,现在允许生第二个,就不需要买,这样减少了收买的需求,所以就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主要是拐卖儿童。

他还说,实际上近年来周边国家妇女被拐入比较多,是和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有一定关系的。现在男的多,只能到周边国家跨国婚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漠视生命已发展到扼杀亲生子女

今年3月,中共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说,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婴儿遭遗弃,其中绝大多数患有先天疾病或残疾。这个数字比1980年代多出20倍。

然而,一些健康的婴儿却惨遭自己亲生父母的抛弃或杀害。在“流产”“堕胎”“人流”等邪恶宣传中泡大的年轻人,不少都极端自私和冷漠,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婴儿不过就是一块肉。

中国旅英作家薛欣然在她的《买给我一块天空》(Buy Me The Sky)一书中表示,“一胎化”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与大量中国独生子女交谈后,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人毫无人性,没有道德。

2015年10月16日,在广东东莞,年仅15岁的广西女孩阿珍与19岁的男友同居不慎怀孕,并在租住的公寓洗手间里产子。疑因男友江某的冷漠和不管,阿珍一时失去理性,竟把刚刚出生仅10多分钟的儿子从公寓5楼洗手间的窗户扔下,所幸孩子被抢救过来。

2014年8月22日,深圳19岁未婚女子在其租住的房间卫生间内产下一男婴,随即将男婴从卫生间窗户扔下六楼致男婴死亡。

2013年12月10日,江西南昌一名90后在校女大学生未婚先孕。因害怕家人和学校知道,该女生在宾馆生下女婴后,和男友当即掐住女婴颈脖,并用一次性筷子捅刺女婴的咽喉和头部,致婴儿死亡。次日,女婴被弃尸于宾馆附近的公厕旁。

⋯⋯⋯⋯

这些婴儿不是因为残疾被遗弃杀害,而仅仅是他们的父母不想要或不敢要,就被结束了幼小的生命。

 

四、“人多则穷” 中共为一胎化政策设下骗局

《九评共产党》中指出,共产党的邪恶本性之一就是“骗”。从子虚乌有的“人间天堂”到“好处多多”的计生政策都是骗局,中共毫无人性的“一胎化”政策给几乎所有的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是深重的苦难。而中国人从小到大就被中共的谎言蒙骗、洗脑。

 

贫穷与人口数量及分布没有正比关系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迷惑老百姓。它不断强调中国人口最多且分布不均,各方面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口负担太重。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从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来看,中国则排在第11位,远远低于日本(第二)、英国(第六)和德国(第七)。从下面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还是相当大的:

说到人口分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和平原地带,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是均衡理想的。日本的领土主要由四个大的岛屿组成,其中80%的人口却集中在细小的本州岛和九州岛上的四个大城市里,而面积广阔的北海道则人口稀少。

韩国的首尔有100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1/4。英国也是,70%的人口集中在伦敦周边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从地形上看,很多地方确实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沙漠、戈壁、冻土等。中国的山地占2/3,但日本山地的比例更高,达3/4,其中很多地方都是火山地震带。而山地面积达70%的瑞士,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不实行“一胎化” 中国人口也不会“爆炸”

中共强制实施“一胎化”的一个最大借口就是如果不严格控制生育,到201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20亿甚至更多。但事实真会如此吗?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T. Paul Schultz对中国三个省的农村地区做了一次调查,测算当地“计生”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即使不搞计划生育,一个农村家庭也只会多生0.25个孩子。如果将农村80年代的“计生”提早到70年代,每个家庭也就少生约0.2个。

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Marjorie McElroy和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Dennis Tao Yang。2000年,他们在联合撰写的文章《中国人口控制与政策选择对生育能力的影响》(Fertility Effe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Controls and Policy Choices)中,评估了中国十个省的农村地区超生罚款对出生率的影响。其结论是,即便没有超生罚款,每个农村家庭平均多生的孩子也就0.33个。

对此,有文章分析说,以2012年中国育龄女性约为2.6亿人为基数,如果没有“一胎化”政策,这些女性即使每人多生约0.3个孩子,那么中国的人口将增加8000万左右。相比于“放松一胎化政策会使中国多生几亿人”的论断,8000万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数字。

 

评论:中共宣传的“计生”骗局

1981年开始,中共开动庞大的宣传机器给中国人洗脑,把“一胎化”说成了利国利民的“国策”,其好处包括有利于国家加速资金积累、有利于劳动就业、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等。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这些完全是骗局。按照中共的宣传,实行计生,能减少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加速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了吗?可能真的积累了,但没积累到国库,也没回馈到百姓身上,而是进了大大小小的贪官的兜里,把国家资产变成了“私产”,而很多老百姓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上。

石久天说,中共还自称可使每年进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劳动就业。事实上,60%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人口老化,而人口老化带来的恶果已经显而易见。

石久天表示,中共骗人说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事实上,许多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几乎没有教育,而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费也昂贵得吓人。

中共谎称计划生育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提高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事实上,大面积耕地被征用,用于工业和商业;大部分农民劳动力涌向城市,变成低廉的城市劳动力,更导致大批耕地荒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石久天说。

至于中共说此举可以“减少家庭消费,而且使家庭主要成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家庭经济和健康娱乐中,从而保证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事实呢?激烈的社会竞争,以及贪官污吏对住房和能源等的垄断,使城市的百姓生活压力巨大,许多人成了房奴、车奴。而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转变为“四二一”式结构,即一对夫妻下有一个孩子,上有四个老人,这种家庭结构给一对夫妻带来的是沉重的生活负担与压力。”

2014年9月16日,国际著名的调研机构盖洛普公司公布了一项对全球135个国家人口幸福感的调查,评估指标包括:社会活动、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交际能力和身体状况。结果显示,巴拿马国民幸福指数最高,中国排在第90位,低于排名第71位的印度。

评论:计生悲剧 中国人要看清中共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中共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思想,从来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成一种只会消耗财富的高级动物。在中共眼里,胎儿不算人,可以任意采用流产、引产等方式杀戮。中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一路来杀了多少幼小的冤魂?不计其数。

中国人口专家何亚福透露说,1983年,人工流产人数创下最高纪录,达1437万。1991年人工流产人数达到1408万人。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35年来,最少有4.55亿多胎儿被残害。相信这还是个保守的数字。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说:“反思三十多年的计生悲剧,最大的悲哀就是相当多的中国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中共的迫害,糊涂地认为是自己主动要上环的,要流产的,并非有人逼迫。这种认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也很普遍。但是大多数人却忘了去思考,这种自律实际上是‘杀鸡儆猴’的结果。如果不是天天宣传有多少人被强制流产、引产,有多少人被巨额罚款,有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我想,大多数百姓不会那么‘自觉’;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被衣食住行的基本开销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多少人会忍心打掉自己的骨肉呢?”

中共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血腥的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Posted in 中共党史, 官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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