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T挖掘機團隊 @DTINLAC
DT挖掘机说明：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通过分析总结了CCP进行生化武器研究的三个团队：制作病毒团队、研制解药团队、传播病毒团队。结论出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并且可以确定他们在2016年就掌握了新冠病毒这种武器。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的分析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在哪个病毒实验室合成的，解药有可能是在哪个实验室研制，为什么要消耗巨资建立P4实验室，以及这些实验室到底能做什么科学研究和实验。
以下为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先看一篇报道：
专家呼吁合理调整我国P3实验室运行政策
“需要尽快加强我国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实践方面，应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合理调整我国目前在P3实验室设施建设和运行方面的政策。”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敬仁近日接受中国科协组织的采访时指出。
事实上，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级（P3）和四级(P4)实验室防护设施。SARS疫情后，我国先后建立了近30个P3实验室和2个P4实验室，其中P4实验室分别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哈尔滨首医研究所，P3实验室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疾控中心。
“由于疾控中心功能与人才储备的限制，这些设施对提升我国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控实力方面的贡献微弱。我国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几个P3实验室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张敬仁表示。
他指出，过去10年来我国新建的P3实验室屈指可数，北京聚集了我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国际一流的生物医学科研人才，但是北京的高校却没有一个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相比之下，美国的所有医学院都至少有一个P3实验室平台。
为何我国P3实验室平台稀少？张敬仁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对这类设施缺乏合理和科学的认识，在平台建设的审批标准上，过分强调它们在病原体泄露方面的风险和潜在的负面效应，“在这个背景下，这类设施建设的门槛过高，审批手续过于繁琐，建设和运行的代价昂贵”。
张敬仁建议，应当对大众和相关的管理人员普及生物安全相关的科学知识，对高级生物安全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在保障设施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在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P3实验室平台。
此外，张敬仁也指出，SARS结束后，我国逐渐停止了对该病毒及其相关疾病的系统研究，“目前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这类病毒的有效药物和疫苗，其中一个关键的失误是没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现有信息来建立可靠的动物感染模型。”
“针对人类疾病的药物与疫苗首先需要在动物模型上得到初步验证才能推广到人，没有有效的动物模型就没有好药和疫苗。只有我们平时对这类病原体细致研究，了解其生物学特性，才能发现新的药物和疫苗靶标。”张敬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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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推出这篇报道和文章我们先不解读，我们先注意文中的这样一段话：“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级（P3）和四级(P4)实验室防护设施。SARS疫情后，我国先后建立了近30个P3实验室和2个P4实验室，其中P4实验室分别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哈尔滨兽医研究所，P3实验室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疾控中心。”，这句话给我们简单的说明了P3和P4实验室的几乎全部信息。
P3、P4就是指一个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当然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一定是和生物相关，换句话说，这个实验室研究的生物具有危险性，当然这种生物的危险性不是指一只老虎，你做研究时它从笼子里跑出来，伤害人，这种危险的生物一般就是指具有传染性的细菌和病毒。也可以包括一些有害的微生物或者植物种源传播物质（比如土壤 种子 活体植物等），当然携带传染性病毒或者细菌动物植物或者动物（包括人）的尸体也可以算。这种防护等级同时也表明了实验对象的危险程度，P4是最高级。
中国的两家P4实验室其中的一家就是大家熟知的武汉P4实验室，它的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另一家在哈尔滨，也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全称是“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哈尔滨兽医P4实验室。从公开的资料，两个实验室分属中国科学院主管和农业部下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管，武汉P4主要是研究引起新发传染病的传染人类的病毒（包括传染昆虫、植物的病毒好像也研究），哈尔滨P4是研究传染牲畜的病毒，比如2016年的猪瘟，正常的话应该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关于哈尔滨P4实验室由于主题的原因，本系列不做挖掘，在这里只是提示一句：这个实验室有关院士叫陈化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唯一中科院院士）做了一个实验，将H5N1禽流感病毒与H1N1人流感病毒进行了基因重组，研制了一种新的病毒。
好了，压压惊，我们还是回到正题。那么P3 P4的安全等级的概念有了，也明白了主要研究的对象，那么P3可以研究哪些病毒？P4可以研究哪些病毒？
這個表格中歸納了P3和P4實驗室可以研究的常見病毒见下表：
微小核糖核酸病毒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如果是研究SARS，MERS，2016猪瘟，新冠这些病毒，只需要P3实验室就可以，没有必要建立P4实验室，那么武汉P4实验室到底是做什么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P3实验室。在上面的报道中，这位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敬仁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等于是泄漏了核心机密：
“由于疾控中心功能与人才储备的限制，这些设施对提升我国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控实力方面的贡献微弱。我国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几个P3实验室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
这句话讲了两个意思1，这些实验室集中在科研院所，主要是中科院系统，些设施对提升我国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控实力方面的贡献微弱 2 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
“此外，张敬仁也指出，SARS结束后，我国逐渐停止了对该病毒及其相关疾病的系统研究”，那么石正丽和她的团队研究并分离SARS新冠病毒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个人行为，如果是个人行为，那么多的研究经费和国家荣誉从哪里来的？
“目前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这类病毒的有效药物和疫苗，其中一个关键的失误是没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现有信息来建立可靠的动物感染模型。”这句话说的是关键的失误是没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现有信息来建立可靠的动物感染模型，那么2016年的猪瘟实验是做什么的，SARS期间采集那么多SARS活体毒株是为了什么。
下面这篇报道揭开了P4 P3实验室的高度机密，中国政府的这些实验室不是为了研究消灭病毒的，而是为了研制病毒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这篇振奋振奋人心的报道中我们得知P3实验室共有81家，P4实验室2家，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生物安全和卫生领域的一只重要研究力量，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中科院将生物安全相关的学科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系统布局了生物安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体系，建立以P4实验室为核心的生物安全研究网络，成立“生物安全大科学中心”，培育了一支“多兵种协同” “大兵团作战”的生物安全科技攻关力量。
再看一篇报道：
一个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在第一篇报道中，P3实验室的数量是SARS疫情后，我国先后建立了近30个P3实验室，在第二篇报道中通过科技部建设审查的P3实验室有81家，在第三篇报道中 共有43个P3实验室，那么到底具有多少家P3实验室？
我们先来看看2003年SARS时已经建成的并参与SARS研究的P3实验室：
1 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
2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3 武汉大学（注意高校唯一）
4 中科院昆明分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租用并改造实验室
5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同1 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租用 上海一家民营企业
有没有惊出一身冷汗，所有的SARS期间拥有P3实验室进行研究的都是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列的参与基因武器研制的团队。
同时，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病毒之父的田波，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出现在报道中。随着田波的出现，舒红兵和郭德银、高福等人将浮出水面，2003年另一个关键人物饶子和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这一切是巧合吗？绝对不是巧合。
这时候的石正丽在哪里？1990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获硕士学位的石正丽在2000年5月获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正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当然这个时候，轮不上她的出场。
在下面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SARS期间分离和研究SARS病毒的完整细节。报告人，路甬祥，时任中科院院长，也就是在当年陈竺，任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江泽民时任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
注意 主席团的成员 李铁映 徐匡迪 张玉台等顾问
为了更加明晰，我们摘录上面的报道：
1、路院长向与会的主席团成员和李铁映、徐匡迪、张玉台等顾问介绍了中科院为防治“非典”疫情传播所作的部署和前一阶段组织科研攻关的进展。
2、第一，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中科院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的“四早”措施，工作到位，目前在院机关正式职工中还没有出现集群性的发病现象，仅有的几例患者是下属企业工厂或家属。
3、第二，组织全院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与疾病控制中心和高校合作，在寻找病毒来源方面进行了艰苦努力。
4、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完成了4组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测序结果发现了变异行为，目前正在增加样本，寻找病毒变异的规律。紧急开发了酶联试剂盒和PCR抗原测试两种病毒检测方法，实现了早期判断确诊，很快就能批量供应。
5、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加紧研制疫苗和有效药物。上海有机所、药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在对现有的数百种化合物药物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寻找抗病毒药物。此外，一些旨在开发有效药物的长期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
6、改造有关实验室，启动有关防治病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病毒所原本只针对人类以外的病毒进行研究，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紧急改造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
7、昆明动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道，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组织建立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病毒学实验。动物所自筹资金，在广东进行查找病原体来源的研究。
A. 注意主要参与的单位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有机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昆明动物所、解放军总后勤部，这里出现了两个军队的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后勤部。
B. 武汉病毒研究所原本只针对人类以外的病毒进行研究，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紧急改造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就是说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SARS期间已经掌握了SARS病毒的活体病毒，并开始在紧急改造建成的P3实验室中进行活病毒实验研究。
C. 昆明动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道，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组织建立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就是猴子）进行病毒学实验。
整合这么大的力量几乎全员出动难道真的是为了消灭疫情，为了消灭冠状病毒吗？显然不是。在这份报道中我们可以确认SARS冠状病毒活体毒株在2003年就已经出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3实验室中，而用作传染人类病毒实验的更高级别的动物实验中心类似人的灵长类动物活体实验中心已经准备完毕！并且是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是一个严格的保密单位和军事禁区，因为这里将来要进行生化武器的试验测试。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赴武汉考察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田波教授领衔的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下面是相关报道：
5月14日下午，正在武汉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听取武汉大学现代病毒研究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关于抗“非典”科研工作汇报时指出，科技人员要尽快研究出抗“非典”的科研成果。
李长春同志认真听取了武汉大学现代病毒研究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专家关于抗“非典”病毒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他就目前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非典”病毒会不会长期困扰人类？找到治疗“非典”病毒感染的方法后，“非典”病毒会不会产生新变化？“非典”病毒感染来源及途径等，与有关专家进行了探讨。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副所长袁志明研究员向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简要汇报该所研究方向和重要成果、组成“非典”攻关专家组及所做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参加中科院及湖北省启动“非典”应急项目、P3实验室建设及P4实验室筹建等情况。
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文化部长孙家正，中宣部副部长胡振民，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姜伟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湖北省省长罗清泉，省委副书记邓道坤，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孙志刚，省委常委、省宣传部长张昌尔，副省长蒋超良等领导陪同李长春同志考察。
注意：蒋超良是武汉疫情爆发时的湖北省委书记。2003年俞正声是省委书记。当然这个田波教授的地位和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因为他领衔的武汉大学现代病毒研究中心将来就会悬挂“国家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的招牌，也是武汉大学病毒研究团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的真实面具。在这块招牌下，郭德银、舒红兵、王延轶都会陆续出现。一个被刻意掩藏的真相已经露出端倪。
让我们看看武汉病毒研究所P3实验室在2013所拥有的设备清单以及部分设备吧，这个时候，王延轶已经出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名单上。（隐去隐私信息）
下面列出集中管理的主要仪器：
1、200KV透射（冷冻）电子显微镜 (FEI Tecani G20 TWIN)
2、100KV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立 H-7000FA)
3、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立 SU8010)
4、活细胞双碟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PE ULTRAVIEW Vox）
5、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 (GE API OMX V4)
5、冷冻超薄切片机 (莱卡 EM FC7 UC7)
6、分选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III)
7、分析流式细胞仪 (贝克曼 EPICS XL 4CLR)
8、小动物活体成像仪 (CRI maestro)
9、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ForteBio Octet RED)
10、冷冻样品制备系统 (FEI Vitrobot Mark IV)
11、超薄切片机 (LKB super nova)
12、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贝克曼 XL－100K)
13、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贝克曼 OPTIMA L-100 XP)
14、分析型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贝克曼 Protemelzb XL- A )
这些仪器都是做什么用的？拥有这些设备能不能制作出新冠病毒来，还是请我们的神秘科学家来解读吧：
這些設備中，1-3都屬於電子顯微鏡。病毒因爲太小，在普通顯微鏡下無法被觀察到，必須要用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精確結構。而冷凍電子顯微鏡還可以用來做蛋白質大分子精確的結構解析。
4-5. 屬於熒光顯微鏡。熒光顯微鏡是分子生物學中常用的技術。比如你要觀察一個病毒有沒有進入細胞，只要用熒光標記病毒，在熒光顯微鏡下觀察細胞裏的熒光信號就可以了。
6-7. 是流式細胞儀。這是生物學中細胞分選所用的儀器，可以根據細胞内的熒光信號分離細胞。比如，你用一個帶有熒光的病毒去感染細胞，你現在想把所有被病毒感染的細胞分離出來，就是用流式細胞儀。
8. 小動物成像儀。顧名思義，可以在活體動物中實時成像，包括熒光信號等。
9.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儀 這是用來檢測分子尤其是蛋白質之間相互作用的强弱的。比如體外純化的冠狀病毒S蛋白和細胞表面受體的結合力强弱就可以用這個儀器來研究。
10-11. 冷凍樣品製備系統和超薄切片機 電子顯微鏡必須要有特殊製作的樣品。這且都是爲了製作可以在電子顯微鏡下被觀察的樣品而准備的
12-14. 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離心的目的就是按照分子的大小把細胞中的各種分子分開。
這幾個儀器可以用來分離病毒，各種細胞内的細胞器，以及蛋白沉澱等。
结论：雖然這些儀器在普通的生物學實驗室也會被用到 但是武漢病毒所的儀器可以説是非常豪華，而這些儀器可以滿足各種病毒的分離 製造，研究的需要。
P3实验室的防控级别用专业的词语很难理解，我们采用一篇报道中科研人员在P3实验室中的状态就知道SARS病毒的危险性了。通过这种描述也会间接体会建设P4实验室的难度和投资之巨大。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该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经过36个小时奋战，完成了4株冠状病毒基因组测序，并在短短4天之内研制出可快速检测“非典”的酶联免疫试剂盒。4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视察该所，对其科研人员及科研成果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赞扬。
前几天随所里杨焕明教授去温州赠送“非典”检测试剂盒时，免疫监测试验室副主任文洁曾让当地记者吃了一惊：捋起她的衣袖，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她手臂上留下的一个个针孔。文洁说，在做血清对比实验时，有时来不及取正常人的血样，他们实验人员常常就从自己身上取。
与医护人员一样，科研人员进入无菌实验室，也都要穿上又厚又闷的防护服，没多久就会被汗水浸湿。但因为要直接面对“非典”病人的血样、尿样、粪便、痰液甚至是提纯的SARS病毒，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的防护工作必不可少。文洁说，比起他们所里抽调进P3实验室的同事来说，这些困难算不得什么。在那里，整个都是在密闭、负压的状态下进行工作的，一般需要在里面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连喝水和去洗手间都属于奢望。
另一位孩子只有2岁的同事杨玲，远赴内蒙古疫区采集病毒样本都没吭一声，可望着办公室墙上贴着的孩子照片，却时常忍不住抹眼泪。因为是突然接到任务，不少人连回家取件换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托付后勤人员上街随便买一件来穿。
这段报道描述了北京基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P3实验室里研究病毒及现场采集活体病毒的经历，也知道了科研人员在P3实验室里工作的艰辛。同时也了解了一些病毒采集的常识。据DT挖掘资料，北京基因研究所的大部分病毒后来移至武汉病毒研究所，并入病原微生物资源与信息平台。
到这里，另一个主要人物石正丽应该出场了：
2003年7月，武汉病毒所SARS期间坚持开展学术活动，分子病毒研究室副主任、水生动物病毒分子生物学学科组组长石正丽研究员介绍了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罗氏沼虾肌肉白浊病病毒研究。
2003年8月非典之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启程前往北京，作为代表参加全国第九届妇女代表大会。
当年的石正丽研究员，39岁，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第二大学博士毕业。任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室副主任，中荷法“无脊椎动物病毒学联合开放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水生动物病毒病原，包括病毒病原的鉴定、病毒的超微结构与感染机理、病毒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与开发适合病毒早期检测的试剂盒，主持多项包括国家“863”、中科院方向性项目课题、院生物技术特别支持项目。
以下注意：
2004年3月2日在武汉病毒所与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的会谈中，袁志明、陈新文、陈则、石正丽等研究员与法国梅里埃公司来宾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2004年4月，石正丽研究员主持的“对虾病害复合核酸探针和复合免疫检测技术研究”圆满完成研究任务，顺利通过验收，并获得滚动资助。
2004年6月，2004年中国科学院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学术讨论会在武汉病毒所召开，会议参加人员：康 乐（中科院生物局局长）, 李和风（中科院领导） 委员：韩华，段子渊，吴 骏，赵汐潮，袁志明，陈 则，王汉中，石正丽，李天宪 秘书长：邓 菲 秘书组：朱必春，梁莉，王华林，梁昌镛
2005年7月7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视察，陈竺听取了该所所长胡志红的二期创新工作汇报，及该所研究员石正丽的“蝙蝠是否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的研究进展报告。
2005年9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科院SARS研究成果：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为主进行的联合研究调查结果表明，蝙蝠携带有类SARS病毒。
从2004年3月开始，联合研究小组在广西、广东、湖北和天津四个地区采集3个科6个属9个种共408只蝙蝠的血清、咽拭子和肛拭子样本。
在武汉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澳大利亚Geelong的动物健康研究室(AAHL)同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SARS病毒抗体和基因的检测，结果在菊头蝠属的4个种里发现SARS病毒抗体和基因，其中大耳菊头蝠显示70%以上的抗体阳性率。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类SARS病毒与人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92%。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蝙蝠类SARS病毒是否能够跨物种传播起关键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科学家在蝙蝠体内检测到的类SARS病毒还不会直接感染人类。
9月27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也发表了香港科学家类似的研究结果。
该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部和欧盟等项目的资助。参加研究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澳大利亚科工委组织(CSIRO)的动物健康研究室(AAHL)、澳大利亚昆士兰主要工业和渔业部、美国保护医学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好了，该给石正丽更高的荣誉了。之所以选择石正丽是因为她一直是我党培养的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德才兼备的女科学家。正是她，才能坚定地寻找蝙蝠身上的病毒的艰巨任务！那么我不仅要问，为什么那么笃定地确认SARS病毒就是在云南大山深处的蝙蝠身上？而又是为什么同时国际纵队中的澳大利亚、香港的科学家都验证这一发现！戏演的过于完美就显得不真实了。
结论：当终南山等的果子狸来源说不能掩盖他们试验病毒采样活体病毒标本进而制造病毒的事实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新的背锅者，蝙蝠，并且为将来的病毒起源说做好准备，SARS病毒到底是在一只野生的蝙蝠身上找到的，还是石正丽在给蝙蝠注入了SARS病毒后再找到的，这其中的奥妙只有石正丽知道。看看石正丽和学生们抓蝙蝠的照片吧，里面暗藏着玄机！
于是，2005年9月，从事病毒研制的几乎所有关键科学家都浮出水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澳大利亚的王林发，香港的袁国勇。这些顶级的病毒学家。还有一位动物所的科学家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当然他应该是研究蝙蝠的，或许知道哪里去抓携带冠状病毒的蝙蝠，当然，他应该是个打酱油的，或许不是。
基于石正丽同志的杰出贡献，她荣获2006年度“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
好了，武汉病毒实验室里的SARS病毒毒株终于找到了母亲，只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巧合的是在将近15年后，另一枚冠状病毒也会找到同样的母亲—蝙蝠，为它找到母亲的人还是这批人。
那么为什么要在武汉病毒所建立一个新的P4实验室，可以结论了：
现有的实验条件完全可以制造新型冠状病毒这类生物基因武器。
P4实验室是为了这种病毒武器实验研制成功后交付给P4实验室地下部分的军方，批量地生产病毒武器，同时可以研制更高级别的病毒，如以埃博拉病毒为基础的病毒。
根据森垃普尔官网：
截至目前，国内在建的P4实验室共有3个，分别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以及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这篇报道发布消息的时间是2014年，已经确定的是已经建成的两个P4，也就是武汉P4和哈尔滨P4，那么军事医学研究院的P4呢，也就是那个同样参与了SARS病毒毒株采集的军事单位，这个单位有一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陈薇少将，她将会在2020年出现在P4实验室的舞台上。
我们查询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P4实验室建立完成的确定消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2014年—2016年那场著名的猪瘟发生时，还没有建成，不过不需要建了，因为武汉的P4就要建成了，武汉P4地下那些神秘的设施就要启动了。
我们先来看看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维基百科说了些什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7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院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医学研究机构。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来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016年，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被撤销，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改隶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6]。仍为正军级。
军事医学科学院承担军事医学、基础医学、生物技术、卫生装备、药物研究等任务，负责军事斗争、反恐防恐、重大疾病防控的卫生勤务任务。
2017年改革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下设：
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
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基础医学研究所
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毒物药物研究所
卫生装备研究所
生物工程等研究所
野战输血研究所
疾病预防控制所
军事兽医研究所
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实验仪器厂
实验动物中心
研究生队
眼科诊疗中心
耳鼻喉科诊疗中心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神秘组织自2003年SARS以来和冠状病毒的关系：
1、中科院等捐赠３０万人份非典检测试剂盒 发布时间：2003-05-12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向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捐赠了30万人份的SARS病毒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ELISA)，这些试剂盒将被送至防治非典一线，为非典诊断提供准确、快速、便捷的工具。
SARS病毒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是在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全力协作下共同研制，由北京华大GBI诊断试剂公司生产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3月下旬完成SARS病毒的分离和确定后，中国科学院于4月16日完成对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又于4月19日研制成功“SARS病毒酶联免疫检测(ELISA)试剂盒”，并由北京华大GBI诊断试剂公司建立质控制度，夜以继日投入批量生产。至4月30日，已生产了可用于30万人份检测的试剂盒，并通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查。
在中央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的支持下，各有关部门本着“积极慎重”的态度，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对这一试剂盒的质量及试用效果进行了全面审查。4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了药品注册批件(国药试字2003004)；4月29日，北京市卫生局与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又再次组织来自基础免疫、临床免疫、医学统计、临床诊断等方面的专家同参与研制的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代表一起，从基础和临床两方面，共同就检测数据结果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对其临床意义达成一致意见，确认发病10天左右的非典患者的确诊率为96%。
在这篇文章里，确认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2003年3月下旬完成SARS病毒的分离和确定。
2【人民网】2万余头猪因蝙蝠暴亡 科学家解码致命猪病毒的起源
人民网武汉4月5日电 4月5日在线发表的《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的一项研究成果，科研人员发现了2016~2017年在中国造成24000多头猪死亡的致命疾病是一种起源于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该研究强调了积极监控蝙蝠及其他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性感染，对兽医卫生、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的价值。
2016年10月底，广东清远一种猪场暴发仔猪致死性疾病，发病仔猪表现为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5日龄以下的仔猪死亡率高达90%。其他三个猪场随后也出现了疫情。截至2017年5月，共造成24693头仔猪死亡。
根据临床症状，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联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新加坡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研究所和美国生态联盟的科研人员，对病猪样本进行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等已知猪腹泻相关病毒的检测。
科研人员介绍，然而在疾病暴发高峰期，所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表明该疾病是一种新发疾病。随后，对肠道样本的高通量测序结果、病毒分离和感染实验证实，该疾病的病原是一种冠状病毒，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SADS冠状病毒。
研究团队对2013-2016年期间在广东采集的591份蝙蝠样品进行了SADS冠状病毒特异性检测，共有58份结果为阳性，阳性样品基本来自菊头蝠。其中一株在发生疫情猪场附近的蝙蝠洞穴中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D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高达98.48%。
结果进一步表明，引起这次仔猪腹泻疫情的SAD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HKU2相关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根据对和病猪有密切接触的猪场工作人员的血清学调查结果，尚无证据显示SADS冠状病毒可进一步跨种感染人。”
值得注意的是，SADS和2002-2003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发生于广东，都由新发冠状病毒引起，源头都是菊头蝠。
“蝙蝠是多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储存宿主。”科研人员介绍，SADS冠状病毒的发现与溯源研究证实蝙蝠携带的某些冠状病毒可跨种传播至家畜并造成严重疾病。针对蝙蝠持续开展冠状病毒的监测，发现、鉴定对人畜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的蝙蝠冠状病毒，对于防控新发传染病、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周雯 陈逗逗 王以豪）
我们认真地解读一下这份报道
1、猪瘟的爆发是在2016年10月底开始，地点是广东清远（一个偏远的山区）是一种猪场暴发仔猪致死性疾病，发病仔猪表现为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5日龄以下的仔猪死亡率高达90%。其他三个猪场随后也出现了疫情。截至2017年5月，共造成24693头仔猪死亡。也就是说疫情爆发时间是2016年10月-2017年5月。
2、在疾病暴发高峰期，所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表明该疾病是一种新发疾病。随后，对肠道样本的高通量测序结果、病毒分离和感染实验证实，该疾病的病原是一种冠状病毒，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SADS冠状病毒。这句话的意思是疫情爆发时现场检测不知道是冠状病毒引起，随后对样本进行检测，发现是一种冠状病毒，命名为SADS。
3、研究团队对2013-2016年期间在广东采集的591份蝙蝠样品进行了SADS冠状病毒特异性检测，共有58份结果为阳性，阳性样品基本来自菊头蝠。其中一株在发生疫情猪场附近的蝙蝠洞穴中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D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高达98.48%。注意这句话2013-2016年也就是在猪瘟爆发之前已经在广东采集蝙蝠样本（估计是石正丽的抓蝙蝠小组），而且巧合的是疫情附近的蝙蝠洞穴中有蝙蝠具有相关的冠状病毒。
好了，不用解读了，凡是有点理智的人都会清楚，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让我们做个总结吧：
1、2003年3月下旬，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已经完成了SARS病毒的分离和确定。武汉病毒所和武汉大学的P3实验室同时也拿到了分离SARS病毒的毒株。
2、自2004年初起，石正丽接到组织的政治任务，开始带领学生按照设计的地点抓蝙蝠采集蝙蝠样本，实际上是将冠状病毒感染蝙蝠，以此造成病毒来源于蝙蝠的假象。
3、2005年7月7日石正丽基本完成组织交付的艰巨任务，得到陈竺的确认。
4、2005年9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科院SARS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宣布SAR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
5、2013年冠状病毒武器已经接近完成，石正丽团队再次接到组织任务，这次任务不同的是要到指定的地点（试验场所已经选好）去抓蝙蝠并采集足够的蝙蝠样本。
6、2016年10月-2017年5月在广东清远进行病毒在猪身上的传播传染试验，获得相关的数据和样本。
7、而掩盖真相的蝙蝠样本已经准备好，于是交与和2003年SARS时期澳洲、香港、武汉病毒所的检测团队，同样的一群人做出结论，同样来自蝙蝠的病毒造成了这次猪瘟。
这个结论不是阴谋论，是无可辩驳的真相！
而早在2005年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的P3实验室里，一切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