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奉苏入朝暗使权，
鸭绿江上白水寒。
只身肉体赴弹雨，
单衣炒面卧雪山。

省衙署衙庆歌舞，
村寨乡寨缺丁男。
五代远离文明国，
三世驱民七十年。

陈凯歌在1993年拍了《霸王别姬》，剧情中有表现文革中京剧演员的自杀，也有改革开放后京剧演员的自杀。最后一出戏里，主角拔出那把霸王剑，自刎而死，临死前说：“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京戏它能不亡吗？”

在那个时代，陈凯歌还敢于表现中国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这也绝非偶然，因为他和父母都是文革受害者，他曾遭到拘捕和审讯，审讯者威胁说：“你不老实交代，老子一拳揍死你！”他被释放回家后，一度梦见自己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

陈凯歌在回忆文章《青春剑》中，详细描写了他们家被红卫兵查抄的经过：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厨房的菜刀。……他们打开锁著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他们却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著了一根火柴。

如果说当年那个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少年让人“哀其不幸”，那么今天拍摄《长津湖》的国际大导演则让人“怒其不争”。少年陈凯歌眼睁睁地看著父母受同学羞辱却沉默是金，快要七十岁的名满天下的陈凯歌却向同一个暴政献上投名状，他成了自己电影中的悲剧角色：“这苍凉一生，你可曾一步一步走失了自己？”

《长津湖》表现的是韩战。中共参与韩战，是参与一场非正义战争，随著越来越多史料公布，这一点已铁板钉钉：韩战是朝鲜金日成率先发动的，韩国和美军是被动防御，美国组建联合国军，乃是师出有名。

金日成发动韩战，最初只是寻求斯大林的支持，而对中国封锁消息。历史学者沉志华在《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係》一书中指出，据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说，莫斯科和平壤对中国人封锁了进行军事准备的消息，原先在各军事部门工作的来自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大都被调离了与作战计划有关的岗位。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个武官来通报情况。对中国来说，韩战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争夺共产主义领袖地位，让数十万中国军人到别国土地上当炮灰。

陈凯歌在《长津湖》开机仪式上专门安排“祭奠志愿军英魂”的环节，政治正确，天衣无缝。他说，自己过去是个军人，每次提起抗美援朝，都会感到热血沸腾，“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他希望拍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电影，“2018年，我看到新闻里说志愿军的遗骸在韩国被找到，将送回国内。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他们的忠魂才回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部电影拍好”。他在这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就长津湖一役而言，共军并未实现“以弱胜强”。史料记载，在长津湖战役中，共军第九兵团以近十五万兵力，对美军第一师等部不到两万人进行突袭并分割包围，却不但让美军成功突围，自己还被打得减员近九万人。在战场上有阻击阵地中的士兵，因为毛泽东的命令，穿着夏季服装赶到朝鲜，结果在雪地里全员冻死。

《长津湖》拍摄，花费13亿，动用群众演员7万多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影，也是一部谎言构造的电影。从《霸王别姬》到《长津湖》，陈凯歌实现了人与时代的同步堕落——习近平时代固然不堪，但还没有到毛泽东时代“沉默也是罪”的地步，陈凯歌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他主动加入大合唱，只是因为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

思想史家钱理群在给年轻读者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著“说谎”还是“说出真实”的矛盾，这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基本生存困境，在操作层面上，则有几条线。首先是高线，即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说出真实。如果不能说、不许说，就求其次，维护沉默的权利。有时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仍有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说假话。千万要警惕，不要说假话成了习惯，把假话当作真话，甚至不知道如何说真话了。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动的、无奈的，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主动地去说假话。这个“口”一开，就收不住了。第三，说假话要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说谎话的苦果只能自己尝，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谎言而损害他人。拍《长津湖》的陈凯歌突破了上面每一条底线，已然沦为独裁暴政的帮凶。他全然忘记了那把霸王剑，“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电影它能不亡吗？”

中共援朝 葬送百万中华儿女

1950年10月25日，是中共官方定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纪念日”。

61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使百万中国青年丧生异国他乡，让全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朝鲜前线，换来的只是让中国欠下苏共斯大林巨额债务和一个对中国并不感恩的北朝鲜独裁政权，并且使一批昔日“最可爱的人”沦为被遗忘的弱势群体，晚年生活困难，为待遇和荣誉问题请愿不止。

金日成首先挑衅发动战争

野心勃勃的北朝鲜首脑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首先越过“三八线”，挑衅发动了朝鲜战争（韩战）。图为北纬38°线，此线令南北人民生活天差地别。（维基百科）

谁最先发动挑起了朝鲜战争？60多年以来，中共的各种宣传和历史教科书一直欺骗中国人民说是“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把战火一直烧到了鸭绿江边”，而中共是被动介入，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010年10月25日，中共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活动上宣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为守护和平，应对侵略的正义之战”，“6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

对于中共歪曲历史真相，韩国政府和各大媒体纷纷予以谴责批驳。韩国外交通商部26日驳斥说：“由北韩南侵而促发韩战是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强调表示“当时联合国也曾表示过，朝鲜的挑衅行为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挑战”。

韩国《朝鲜日报》发表专家分析表示，中共之所以把朝鲜战争称为内战，是想把战争的责任推给美国，把朝鲜和中共描述成受害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苏两国解密档案曝光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野心勃勃的北朝鲜首脑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首先挑衅发动了朝鲜战争（韩战）。

2010年6月，新华社发行的《国际先驱导报》在韩战60周年大型特辑中，首次承认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发动进攻，三天后汉城失守。”

“三八线”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反法西斯同盟国签订协议，规定以朝鲜半岛的北纬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就成为韩国和北朝鲜的临时分界线。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韩国的战争。在金日成的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所部中国籍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年和1950年初调入北韩，编入北韩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40分，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北朝鲜军队在大雨中突然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并在三天之内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称首尔）。韩战从此全面爆发，举世震惊。

南韩急向联合国求救。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遣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赴朝鲜半岛维护世界和平。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75,000人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北。金日成遂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各写一封信求援，请求苏共和中共动用军事力量，直接支援北朝鲜。

斯大林借刀杀人 毛泽东帮苏俄作战

韩战真实的起因只是因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要与自由社会较量，扩大其势力范围。

斯大林意欲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夺权，希望中共军队在朝鲜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军，使世界权力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泽东非常清楚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在美军无意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一向视中国百姓如草芥的毛泽东不顾党内、军内高层大多数人的反对，拍板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以讨好斯大林，换取苏联帮助中共建立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并助毛扩大势力范围。

1950年10月1日中午，毛泽东几乎是同时收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来电和来信。中共官方称，斯大林给毛的亲笔信“非常客气地用商量的口气，向毛泽东提出了由中国直接出兵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信中说：“根据目前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在10月1日和随后的几次中共最高层会议上，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而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出兵，反对声音最高的是中共的“常胜将军”林彪。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对朝鲜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跟中共相比是40比1，一旦中共出兵朝鲜，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林彪认为“国家刚刚解放，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不如美国，不能引火焚身”，并婉拒了毛泽东要其挂帅出征去“抗美援朝”的要求。

10月4日下午，彭德怀乘坐飞机从西北赶到中南海开会，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5日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毛嘱彭统率志愿军，这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赞成出兵、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决定用电报通知了金日成。

但此时，斯大林却在出动空军支援中朝陆军的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最终同意苏联空军延后出兵参战）。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

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中共将这一天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朝鲜，“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自己，半个是周恩来。

五次战役 死伤惨烈 浴血三年返回原点

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使中共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劣势武器装备和非常落后的后勤供应，用人海战跟联合国军（简称“联军”）的飞机大炮拼杀，造成中共军队和联军死亡人数比例高达20比1。

“抗美援朝”，中共以人海炮灰战术造成中国人死伤惨重。（网络图片）

在朝鲜战场，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不分昼夜轰炸封锁，中共落后的后勤补给根本无法供应前线作战。据有关资料，美军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作战士兵，一支1.4万人的美军部队就拥有1,400辆战车；而中共军队一支近5万人4个师的部队（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团），只有45辆汽车，因此作战物资大多依靠人力搬运。在一些战役期间，中共军人穿着草鞋，忍饥挨饿，冻坏双脚，长期吃炒面缺乏维生素，普遍患上夜盲症，许多人跌落山涧死亡。

曾担任志愿军某部参谋长的今钟在《韩战回忆录》中说，在联军的狂轰滥炸下，中方减员量非常大，非死即伤。当时志愿军即使在雪地里也只能穿着裤衩打仗，因为在汽油弹、火焰喷射器攻击下，棉衣、靴鞋早已甩掉，不然早已没命。每次在联军的准确射击下，人海战术下的共军士兵如割草般排排倒下，非常惨烈。

出身穷困家庭的英国名演员麦可‧凯恩（Michael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多年后他告诉著名作家张戎说，他刚去朝鲜时对共产主义颇带同情，但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亲眼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抵挡联军的子弹。他当时就想：共产党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中共官方也承认，缺乏防空火力的中共军队面对长期的美军空袭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许多部队伤亡很大，甚至整师、整团被歼灭。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打响。中共军队迫使联军南撤300公里至38°线，并于12月5日弃守平壤。

此时彭德怀要求停下来，原因是“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很多士兵由于衣服单薄被冻伤，这占了战伤的一半以上。如19军有一个连队在长津湖地区未经战斗，全体官兵冻死在冰面上。然而12月13日，毛泽东不顾士兵死活，回电命令：“我军必须越过38°线。”

12月31日，中共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38°线以南50英里处，并再次占领汉城。

美国于1951年1月13日提出停战建议，然而毛泽东拒绝停火，命令彭德怀打铁趁热，占领整个朝鲜半岛。

此时中共的后勤再难支撑作战，而美军新任统帅李奇微充分利用联军在炮火、装甲及空中的优势，以“铰肉”战术，把中共军队驱赶到开阔地带大量歼灭。1951年3月14日，死伤惨重的中共军队撤出汉城。第四次战役以失败告终。

1951年4月22日，中共军队发动第五次战役，由于军备实力相差悬殊，联军用五倍于正常量的弹药量攻击中朝军队。奉命孤军断后的中共60军180师，因失去联系陷入包围中，全师近万官兵，失踪、伤亡、被俘的共计7,644人。

1953年7月27日，中共、北朝鲜与联合国军签定停火协议，中共军队最终从三八线起点返回到三八线原点。

战俘遣返 大陆台湾两重天

中共志愿军在韩战中有2万多人被俘。1953年10月，在朝鲜半岛中立区由印度军队管辖的营地内，由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主持“战俘遣返解释”，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在场，中共代表5、6人以超长时间轮番向一名志愿军战俘发动“解释”攻心战。

 

作者穆正新发表的系列文章《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 —— 红色滑铁卢》，记录了战俘遣返真相，那些单调而冰冷的亢长对话，尽显中共政治宣传的软硬兼施和厚颜无耻：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湾。”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你容易吗？你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湾。”
“你去台湾，你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养大的？”
……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

中共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战俘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疲劳轰炸“解释”。11月4日，有位战俘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我要去台湾”，但中共代表仍然继续追问“你到底要去哪里？” 在场的各国代表十分惊诧于中共代表的神经病和歇斯底里。

但是经过血战已经被打清醒的志愿军战俘，有三分之二共计14,235人不再上当，他们拒绝返回大陆，而是选择去了台湾。

最终回到大陆的6,064名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他们没想到历经苦难活着回来竟然成了罪人，被迫面对面坦白，背靠背揭发，只好违心地不写功绩，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直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因为他们是“战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扣上“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加以整肃迫害。文革爆发后，大部分战俘受到严厉批斗，不少人受不了折磨而自尽。